科学无神论

      一、前苏联宗教心理学研究的历史经验及教训

      从20世纪60年代起，前苏联便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探讨宗教心理学问题，但在20世纪80年代前，这些探讨仅仅停留在宗教心理学的个别侧面。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出现系统探讨宗教心理学问题的学术专著。下面便以德·莫·乌格里诺维奇著的《宗教心理学》（1986年俄文版，1989年中文版）① 为例，对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历史经验及教训进行简要剖析。

      （一）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的主要经验

      在笔者看来，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的经验大体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初步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的学科框架。乌格里诺维奇构建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学科框架主要包括四大部分。（1） 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在乌格里诺维奇看来，教徒心理和无神论心理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其中教徒心理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和非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的共同研究对象，而对于无神论心理以及帮助教徒摆脱有神论束缚的心理条件的研究，则构成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的鲜明特色。（2） 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的研究任务。按照乌格里诺维奇的观点，研究教徒的心理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目的，而只是改进旨在克服宗教谬误的无神论工作的手段，所以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的根本任务“无疑地是同无神论教育的实践联系在一起的。”②（3） 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乌格里诺维奇认为，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的方法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宗教和无神论问题的著作、党的文献、苏联心理学家Л.С. 维戈茨基等人的研究成果。其具体研究方法包括两个层次。首先，是从理论上分析个人或群体的宗教心理。其次，利用各种实证方法对教徒心理进行经验研究。只有在理论与实践有机综合的基础上，才可能有效地发展科学的宗教心理学。（4） 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的学科性质。乌格里诺维奇指出，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是介于心理学和宗教学之间的一门交叉学科。心理学体系中的宗教心理学以社会心理学的影响最为直接和深刻；宗教学体系中的宗教心理学则注重研究宗教意识的社会心理层面。

      第二，非常重视对西方各种有神论心理学思想的批判。通观乌格里诺维奇的《宗教心理学》一书，可以发现，全书各章均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西方各种有神论心理学思想的虚幻、荒谬之处进行批判。例如，在第四章论述西方有神论心理学思想的主要概念“宗教经验”时，乌格里诺维奇指出，无论是神学家还是观点与之接近的唯心主义宗教学家，“都把宗教经验看成是一种来自神、来自超自然物的东西。C.G.荣格的观点也与这种观点近似，按他的看法，‘集体无意识’中的某些原型是宗教经验的基础。至于说到西方最流行的解释宗教经验的传统，那么这种传统则来源于W.詹姆斯，他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来解释这种经验的。外国大多数心理学家视宗教经验为在人的心理深处形成的一种主观的和个体的东西，如美国心理学家W.克拉克写道：‘……宗教经验是内心的主观的东西，而且是最具有个人特点的东西。’”③ 依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乌格里诺维奇对有关“宗教经验” 的上述种种解释进行了有力驳斥。他特别强调，“无论是个体的或是群体的宗教意识，都不可能脱离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所掌握的某些神话、形象和思想而存在。所以试图把宗教经验说成是独立于社会环境而产生的一种纯个人的现象，是根本站不住脚的。”④

      第三，视无神论教育为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的核心。乌格里诺维奇的《宗教心理学》一书共七章，其中“无神论教育的心理学问题”被安排在最后一章，似乎无神论教育在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中的地位并不突出。但仔细通读全书后可以发现，在乌格里诺维奇勾勒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的学科框架和内容体系中，无神论教育既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又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宗教心理学》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的方法论原理和对象” 的引言部分，乌格里诺维奇便开宗明义地指出，“宗教心理学似乎是介于心理学和宗教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所以我们在下面将力求弄清它在心理学体系和在马克思主义宗教学领域中的地位，而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本身也是无神论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⑤ 在《宗教心理学》第二章至第六章（宗教的心理根源，宗教信仰，宗教慰藉的社会心理本质，宗教崇拜的心理方面，个人宗教信仰的形成与特征）的具体论证中，乌格里诺维奇运用的基本理论工具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观点。如在阐述宗教的心理根源时，乌格里诺维奇认为，“为宗教辩护的人……断言在人们的意识中，信神和信灵魂不死仿佛是摆脱人的‘存在的悲剧’的唯一出路。与此相反，无神论的宣传者应当让人们知道这个问题的科学的答案，指出明智的人不该迷恋于个体不死的神话，人的真正的不朽在于他死后将在人间留下什么样的足迹。”⑥ 在该书最后的“结束语”部分，乌格里诺维奇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不能只限于研究教徒的心理。其重要的任务是研究无神论教育的心理问题。特别是个人的即社会主义集体中社会-心理关系问题……在每一个集体中形成健康的、道德的心理环境，对无神论教育具有重大意义。”⑦

      （二）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历史教训

      虽然前苏联在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由于这种探索存在某些偏差，特别是由于前苏联最高领导层在思想政治路线上彻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结果使得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的科学探索前功尽弃，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这些教训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社会主义阶段宗教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认识不足。从乌格里诺维奇的《宗教心理学》一书可以发现，作者对教徒心理的研究侧重于了解教徒的心理特征，以便为无神论教育特别是帮助教徒脱离宗教、树立科学世界观提供心理学依据。正如乌格里诺维奇所指出的，“对教徒的无神论教育应当以研究其脱离宗教的途径，以弄清伴随这一过程的那些社会-心理冲突为基础。”⑧ 对教徒进行“无神论教育”，帮助教徒“脱离宗教”，乌格里诺维奇的上述命题显然说明前苏联学者在对社会主义阶段宗教问题的认识上过于肤浅，或者说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存在明显的“左倾”激进主义偏向。从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来看，宗教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恰当处理的一个涉及统一战线、群众路线以及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复杂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妥当，便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个问题处理不妥，便很有可能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激化人民内部的矛盾，影响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甚至断送社会主义的前程。

      第二，没有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鲜明时代特征。前苏联学者在对社会主义宗教问题认识上的“左倾”激进主义偏向，从根本上说，是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精髓的结果。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论是认识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包括宗教心理学问题的根本方法。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论的鲜明时代特征是辩证地、具体地分析和阐明宗教及宗教心理在社会主义阶段的两重性，按照对立统一的基本规律妥善处理无神论教育和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之间的关系。在宗教心理学领域，这一关系既体现为对共产党员等先进分子无神论心理问题研究并为执政党建设服务的主题，也体现为对教职人员、信教群众有神论心理问题研究以便为他们提供相应服务的主题，这样才能完整地发挥宗教心理学在建设社会主义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前苏联学者僵化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他们仅仅看到了社会主义时期与无神论教育有关的心理学问题的重要性和艰巨性，而忽略了为教职人员、信教群众提供心理学服务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这一教训非常值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研究者牢记并反思。

      第三，对于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学科体系的理解不够全面。由于前苏联学者在世界观、方法论上的前述不足，使得他们在构建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的学科体系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局限。这些局限主要表现在：没有把为教职人员、信教群众提供心理健康、心理咨询等多方面的服务作为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的重要任务，这就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学科体系的完整性和有效性；把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的基础限定在社会心理学，强调宗教心理学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分科（或一个分支）”，⑨ 结果妨碍了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在其他相关领域（如宗教心理的生理基础、宗教心理的个体发生发展机制、宗教心理与身心健康的关系，等等）的探索空间；认为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只能进行“自然的”实验⑩ 而不能进行更高水平的实验（如使用仪器设备的实验），该结论已经被宗教心理学自身的发展历史所否定；将非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一概斥之为“资产阶级宗教心理学”，对“资产阶级宗教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大多持否定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的研究广度和深度。

      二、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观中国化的基本特点

      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观中国化的精神实质，是把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观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宗教心理问题。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观中国化的内容非常丰富。限于篇幅，这里仅选取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涉及宗教心理的若干论述，从加强政党建设和落实宗教政策两个角度，说明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观中国化的基本特点。

      （一）注重从政党建设的战略高度审视无神论心理与教育

      从中国共产党创立伊始，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都把无神论问题（包括无神论心理与教育）作为政党思想和理论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立场坚定，态度鲜明，观点一致，从未动摇。这种坚定的立场、态度和观点，主要体现在运用科学无神论的思想阐明宗教的本质、根源与危害以及对群众进行无神论教育的具体策略两个方面。

      在运用科学无神论思想阐明宗教的本质、根源和危害方面，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认识是随着革命和建设的推进不断深化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批注李达著《社会学大纲》时，曾对宗教的本质及根源做过如下概括：“宗教的本质是崇拜超自然力，认为超自然力支配个人、社会及世界。这完全是由于不认识自然力及社会力这个事实而发生的。”{11} “自然支配，社会支配，万物有灵论，是原始宗教的三个来源。”{12}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则深刻指出了宗教对人心灵的束缚与危害：“我们反对宗教的运动，不是想靠一种强有力者的势力压迫或摧残信仰一种宗教的人们，乃是想立在自由的真理上阐明宗教束缚心灵的弊害，欲人们都能依自由的判断，脱出他的束缚与蒙蔽。”{13}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同志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的科学无神论思想。1979年10月15日，邓小平在会见格林率领的英国知名人士代表团并接受电视采访时指出，“我们建国以来历来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当然，我们也进行无神论的宣传。”{14} 20世纪90年代，针对西藏、新疆出现的宗教极端主义、分裂主义、恐怖主义活动以及“法轮功”事件，江泽民一再强调，“我们的党员是共产主义者、无神论者，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要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15} “共产党员不但不能信仰宗教，而且必须向人民群众宣传无神论、宣传科学的世界观。”{16}“难道我们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信奉的唯物论、无神论，还战胜不了‘法轮功’所宣扬的那一套东西吗? 果真是那样，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该清醒了！”{17} 胡锦涛也多次论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不信仰任何宗教，但我们又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必须以科学的历史的观点看待宗教，全面认识宗教产生和存在的深刻历史根源、社会根源、心理根源”。{18}

      在对群众进行无神论教育的具体策略方面，毛泽东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便对无神论宣传的心理规律作过精辟阐述：“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19} 周恩来对无神论教育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在唯物论与唯心论、无神论与有神论以及教学方法等问题上，不能急性地强迫人家同意你的意见。不然的话，表面上好像同意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问题。”{20} 江泽民进一步指出，“对群众进行无神论宣传教育，要同对党员的要求区别开来，并同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要善于用唯物主义观点说明宗教信仰根源，下功夫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防止简单从事而伤害信教群众宗教感情，防止用行政命令方法强迫人们不信教。”{21}

      （二）力求运用政策杠杆准确地体现宗教心理的双重功能

      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指导下，着眼于统一战线、群众路线、精神文明建设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大局，对宗教包括宗教心理的两重性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提出了许多著名论断。这些论断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观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例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绝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22} 邓小平在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谈话时说，“对于宗教，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但宗教方面也不能搞狂热，否则同社会主义，同人民的利益相违背。”{23} 江泽民2001年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对党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宗教理论和政策作了全面分析，强调要对宗教事务进行科学管理，既要有利于抑制宗教中的消极因素，又要有利于发挥宗教中的积极因素。

      关于宗教心理的消极作用，江泽民指出，“在阶级社会中，宗教对人类的压迫是社会内部经济压迫的产物和反映，劳动群众受到这种压迫又无法解脱，就往往到宗教中去寻找精神寄托；剥削阶级也利用宗教作为控制群众的重要精神手段，削弱劳动群众的反抗意志，分散劳动群众的反抗力量。马克思说‘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就是从这个意思上来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消除宗教存在的阶级根源，但宗教存在的其他社会根源和自然根源、认识根源的消失，则需要经历一个极为漫长的历史时期。……可以说，宗教走向最终消亡可能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24}

      关于宗教心理的积极作用，江泽民指出，“宗教通过对信教群众的心理慰藉，对稳定信教群众的情绪、调节信教群众的心理也有积极作用。当然，肯定宗教中的积极因素，目的不是为了发展宗教，而是要努力使已经存在的宗教多为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祖国统一服务。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分寸一定要把握好。宗教中的积极因素可以肯定，但不能夸大。”{25}“我国信仰各种宗教的群众有一亿多，他们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我们必须团结、教育、引导这部分群众，把他们在生产和工作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以利于依靠和团结全体人民共同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26}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的方法论问题

      在总结前苏联宗教心理学研究的历史教训时，笔者已提及，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的方法论基础。在这一根本方法的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的具体研究方法则应按照问题导向、方法创新的时代要求，充分体现宗教心理学学科交叉的鲜明特性。

      （一）切实把问题导向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的具体研究中

      笔者认为，问题导向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体现理论与实际相统一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看来，任何科学研究如果脱离实践、脱离问题的发现与解决，那就只能成为一种空谈。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的研究也不例外。

      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需要研究和解决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心理学问题很多。在进行无神论的宣传与教育方面，需要研究和解决的宗教心理学问题包括：在中国共产党这一工人阶级先锋队中，为什么有一部分党员包括党的领导干部无神论的信念并不牢固，甚至把科学无神论教育与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对立起来；在当代青年包括大学生、研究生中，为什么热衷于星相、命运等现代迷信乃至投向宗教怀抱的人数明显增加，其心理根源何在；科学无神论心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究竟存在怎样的内在联系；如何防止西方的有神论心理学思潮特别是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和渗透等等。在为教职人员、信教群众提供心理学服务方面，需要研究和解决的宗教心理学问题包括：如何把精神疾病或心理障碍与教职人员、信教群众的特殊情绪激发状态及行为方式准确区分开来；教职人员的宗教传播手段与现代心理咨询、心理治疗技术有何异同；增强教职人员、信教群众心理健康的有效途径有哪些；怎样发挥教职人员、信教群众在道德心理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等等。

      总之，只有面向实际、深入生活，准确把握当代中国在宗教心理学方面的现实需求与长远需要，才能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方法论的本质要求和时代特征。这是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方法论问题时必须首先明确的前提条件。

      （二）通过方法创新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方法论的特色

      在方法论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的优势在于，它能借助于唯物辩证、尊重历史的独特视角和理论工具，最大限度地吸收宗教心理学领域的一切有效方法，并不断地进行方法论创新，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的研究始终保持内在活力。

      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宗教心理学领域，存在着“宗教心理学”（psychology of religion）和“宗教的心理学”（religious psychology）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27} 前者强调实证，轻视思辨；后者注重教义，反对实证。这种在研究取向方面的严重分歧或对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宗教心理学的健康发展。前苏联在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的探索过程中，对西方宗教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存在一定的“极左”倾向，在方法论上也没有真正贯彻唯物辩证的根本法则，结果出现了急于帮助教徒转变有神论心理的偏颇。苏联解体后东正教及其他宗教迅速恢复和兴盛的事实从反面说明，与世界观密切联系的有神论心理是不能简单地依靠行政命令加以扭转的，它必须随着生产力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经过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总之，西方和前苏联在宗教心理学研究方法上存在的分歧、对立或偏颇，从根本上说，是缺乏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具有中国特色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在方法论上强调整体性、辩证性、多样性、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无论是历史根源探究还是现实问题思考，无论是定量考察（如测量、实验或准实验）还是定性分析（如参与性观察、访谈、逻辑推理与经验总结），无论是现象描述还是未来预测，都同样受到尊重。如果能把不同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在结合的过程中注意原始性创新或集成性创新，努力达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一种有利于学术发展的理想境界，那么就会受到更大的鼓励和支持。在笔者看来，这正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在方法论上的鲜活魅力之所在。毫无疑问，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的历史进程中，应该将马克思主义宗教心理学方法论的这一鲜活魅力不断发扬光大。

 

      注释：

      ① 德·莫·乌格里诺维奇：《宗教心理学》，沈翼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

      ② 德·莫·乌格里诺维奇：《宗教心理学》，沈翼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前言”，第3页。

      ③ 德·莫·乌格里诺维奇：《宗教心理学》，沈翼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11-112页。

      ④ 德·莫·乌格里诺维奇：《宗教心理学》，沈翼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13页。

      ⑤ 德·莫·乌格里诺维奇：《宗教心理学》，沈翼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页。

      ⑥ 德·莫·乌格里诺维奇：《宗教心理学》，沈翼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65页。

      ⑦ 德·莫·乌格里诺维奇：《宗教心理学》，沈翼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260页。

      ⑧ 德·莫·乌格里诺维奇：《宗教心理学》，沈翼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252页。

      ⑨ 德·莫·乌格里诺维奇：《宗教心理学》，沈翼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9页。

      ⑩ 德·莫·乌格里诺维奇：《宗教心理学》，沈翼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3页。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214页。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213页。

      {13} 李大钊：《非宗教者宣言》，《李大钊全集》（第4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71页。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34页。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泽民思想年编（一九八九——二○○八》，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40页。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泽民思想年编（一九八九——二○○八》，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48页。

      {17} 江泽民：《一个新的信号》，《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20页。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554页。

      {19}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3页。

      {20} 周恩来：《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讲话》，《周恩来教育文选》，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1页。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泽民思想年编（一九八九——二○○八》，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43页。

      {22}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07页。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67页。

      {24} 江泽民：《论宗教问题》，《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80页。

      {25} 江泽民：《论宗教问题》，《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89页。

      {26} 江泽民：《论宗教问题》，《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81页。

      {27} 参见陈永胜、梁恒豪、陆丽青：《宗教心理学在美国的发展历程及态势探析》，《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第1期。

 

      作者简介：陈永胜，浙江师范大学心理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本文责编：文丁

       （《科学与无神论》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