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一些貌似宗教却并非宗教的非法邪教组织，伴随着宗教世俗化的浪潮在我国部分农村地区纷纷粉墨登场。这些邪教多以农民容易接受的形式，宣扬世界末日论，美化神化教主，一定程度上的强制洗脑，最终达到对信徒的思想控制、骗取钱财、妖言惑众、秘密结社、危害社会的目的，对贫瘠的农村构成了相当的负面影响。邪教已成为农村中一股不可忽视的邪恶势力。
一、农村邪教的危害
１．农村邪教的非法活动严重威胁我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稳定，这是农村邪教组织的最大危害。
２．农村邪教的非法活动对农村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构成了巨大的危害。
农村邪教组织通过盘剥信徒钱财，非法牟取暴利，破坏农村生产秩序，严重威胁国家粮食生产安全。
农村邪教组织的活动恶化了农村精神文明的建设环境，它们利用转型期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相对滞后和思想政治工作相对弱化之机，“对症下药”，或散布“世界末日”的恐怖，或渲染“超度”、“修炼”等邪说，把农村的社会风气搞得乌烟瘴气，增加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
３．农村邪教的非法违法活动严重损害了正常宗教的合法权益，伤害宗教情感，对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构成了巨大的冲击。
（１）盗用宗教名义却竭力贬损宗教。
（２）编造歪理邪说对信徒实施思想控制，践踏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３）邪教的非法活动破坏了农村合法宗教的正常运转秩序。
４．邪教的非法活动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社会治安，成为农村中违法犯罪的根源之一。
二、农村邪教成因剖析
邪教组织在农村泛滥并非偶然，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
１．传统文化中糟粕部分的消极影响。
被人类学家称之为“下层次文化”或“亚文化”的民间宗教、秘密结社、巫术、封建迷信和宗法思想等，经过几千年的源远流长，许多观点、思想早已深入人心。神秘文化曾经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占据了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渗透到人们的思维和行为中并且代代相传。弥勒佛、无生老母、混元老祖等神碉与财神、灶神等民间宗教信仰在我国民间已流行了几个世纪。特别在农村中，由于封建统治阶级长期实行愚民政策，致使其封建迷信、民间宗教传统社会土壤与城市相比更加深厚。建国后，在一系列运动的打击和耐心的教育下，封建迷信活动、反动会道门组织一度销声匿迹。“文革”结束后，由于我国农村精神文明水平仍然相对滞后，再加上改革后对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弱化，部分旧社会的恶习陋行趁机重新抬头，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据前阶段在孝感市一些乡镇的集市上和商店内调查，印刷质量低劣、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日历、挂历随处可见，且购买者较多。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伪气功热”等种种特异功能浪潮的兴起，其实就是旧社会秘密教门所宣扬的“符水治病”、巫术等糟粕的死灰复燃。农村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为打着传统文化的幌子的现代邪教组织的滋生繁衍提供了沃土。
２．改革开放后我党在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弱化，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视不够结出的苦果。一些地方的部分基层干部过分强调发展生产，淡化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手硬、一手软”问题比较严重。部分农村基层官员只管“要钱要命”（收税和计划生育），对农村中泛滥的看相算命、瞧风水等封建陋习、非法传教现象、赌博，黄色文化、黑社会的恶势力几乎不闻不问。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也为农村干群关系的持续紧张、精神文明建设大大滞后、马克思主义信仰阵地局部丧失埋下了隐患。本来，在社会转型期，农村中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作为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民更需要人文关怀，理想信念支撑。然而，农村中部分官员和少量基层组织只重物质生产，轻精神建设的做法却将广大农民群众置于更加迷茫无措、精神空白境地。邪教组织利用农村居民的精神失落，“对症下药”，或散布“世界末日”的恐怖，或渲染“超度”、“修炼”等邪说，侵袭农村的文化阵地。
３．农村的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教育水平总体偏低也为形形色色的邪教组织的传播提供了可乘之机。 虽然绝大部分农村早已解决了温饱问题，但仍有少数地方需“靠天吃饭”。农民收入增长一直相对缓慢，遇到天灾或人祸，就给他们生产生活造成很大困难，也给他们的精神以沉重打击。不仅如此，广阔的农村还是文化层次低下的农民的繁衍生息之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居民落后的受教育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城乡居民之间的受教育差距仍然存在。据有相关资料显示，我国“普九”覆盖率仅为８５％，剩下的１５％失学儿童几乎全部在农村，目前全国还有１００个左右县未能普及小学教育；中国有文盲８５０７万人，９０％文盲在农村，总人数高达７６５６万。 农村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现状和总体文化素质偏低的农民群体存在的客观事实决定农村社会抵御突发风险、理解未知事物的能力比较薄弱。一旦爆发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出现人类暂时无法控制、无法认知的自然现象，少数别有用心的邪教组织就会趁机加以利用，恐吓民众，以达到其邪恶目的。
４．农村医疗条件的落后，健康保障制度不健全使得农民缺医少药现象比较严重，一些打着治病救人旗号的邪教组织趁虚而入。
据最近的有关资料显示，占全国人口的近７０％的农民，仅享有不足３０％的公共卫生资源；农村每千人口，平均拥有不到一张病床，而城市的平均数字约为３．５张；农村每千人中，只拥有一名卫生技术人员，城市则在５名以上；农村人口医疗保险覆盖率只有９．５８％，城市则为４２．０９％；９０％的农民要自费看病，全国有２０００多个县甚至没有初级医疗保障体系；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对农村医疗保障工作的关心多数停留在“口头上”；农民医药费用支出增长大大快于农民收入增长，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导致农民的医疗保障需求严重不足。那些深受病痛折磨的农民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不得不到教会、神的保佑中寻找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许多邪教正是迎合部分群众企福求平安的心理，鼓吹“祷告治病”、入教可以解除病症，以吸引民众。
５．邪教组织的极具欺骗性的教义、极具渗透力的传播方式是其在我国农村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
６．一些境外的宗教狂热组织和邪教组织的渗透、部分敌对势力和反华势力的扶植对邪教在我国农村的非法活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转型期农村邪教的整治对策
鉴于农村邪教活动的猖獗，只有理论上的批判、简单的取缔和打击是远远不够的，应当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综合整治，才能形成打击邪教的“铁拳”。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１．科学界定邪教内涵，准确区分与其他新宗教、准宗教的区别，组织力量编写出有理有据、通俗易懂的宣传材料，以唤醒被蒙蔽的无辜群众。
２．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加快农村的先进文化建设步伐。加速发展农村的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加强扫盲工作的力度，改善农村教育水平十分落后的现状。充分利用电视、广播、互联网等现代传播手段，大力宣传，在农村突出马克思主义主体文化，培育先进文化氛围，使农村社会成员有明确的科学的价值判断，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主导价值观念。
３．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提高基层干部素质。大力整治腐败，强化农村干部的廉洁奉公精神，增强基层干部的社会责任感，建立一支政治过硬、懂政策、善管理的基层组织队伍，在打击农村邪教的猖獗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４．警惕和防范境外宗教狂热组织、邪教组织对我国的渗透活动。对入境旅游、探亲、任教、投资、物色人员出境办培训班和国际互联网等境外邪教的常用渗透手段从严监控，一经发现邪教活动，立即坚决予以严厉打击。
５．治理邪教的非法活动的根本，还是解决好当前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满足农民群体的物质、医药等需求，并不失时机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娱、体育活动，使他们闲有所学、闲有所乐，他们对宗教的需求就会减少，邪教组织当然也必然丧失许多蛊惑农民群众的机会。因此，只有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缩小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强化农村的社会保障体制，降低社会成员的生存风险，重视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治理邪教才会有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①③《毒瘤―――当今中国形形色色的邪教组织》，蒋嘉森著１３８页。
②《毒瘤―――当今中国形形色色的邪教组织》，蒋嘉森著６６页
④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ａｎｎｏｎｇ．ｇｏｖ．ｃｎ“莫让农村文化‘贫血’影响小康进程”湖北省农调队李兆能
⑤“三农”：思危再思危２００３年９月９日中国农网
⑥《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３５卷，第１８１页。
⑦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１６３．ｃｏｍ“城乡差距：中国如何面对五大挑战之首”２００４－０３－０５中国青年报
⑧当代中国邪教演变的轨迹刁五一科学与无神论２００３年第６期
作者简介：曹加亮，齐齐哈尔医学院讲师 杨俊全，齐齐哈尔医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