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易》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源
《周易》热除了热衷于从那张易图中发现什么科学奥秘之外，就是不适当地抬高《周易》的历史地位，把《周易》说成是中国文化的源头，说成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书，甚至今天也是最重要的书。他们说，依靠《周易》，就能使中国称霸世界，使21世纪成为中国的世纪。
这可能是一种爱国热情，但却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首先可以肯定地回答，《周易》不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在汗牛充栋的传统文化典籍中，《周易》也不能说是一部最重要的典籍。
《周易》的基础是八个卦象符号。儒者们说，这八个符号是上古圣人伏羲观察了天地人物画出来的。然而这仅仅是一种说法，并没有可靠的证据。此外，八卦只是八个符号，还不是文字。而只有文字，才能表达丰富的思想和文化内容。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最早的、大规模应用的文字，就是甲骨文。甲骨文是商代祭祀的记录。其中发现一些可能是数字的符号，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周易》卦象的起源。此外的文字，则完全与《周易》无关。
无论甲骨文中的文字是不是卦象符号或者卦象符号的起源，这八个卦象符号不是甲骨文字的起源，则明明白白：而甲骨文，倒很可能是《周易》八卦的起源。仅此一例就可以说明，《周易》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讲，不是最早的源头，而是它以前的文化之流。
此外，所谓文化，不单单是文字写成的东西。中国古人的文化创造，是多方面的。物质文化方面，在早有石器，其后有著名的青铜器，有各种陶器和生产工具，有早就非常巍峨的房屋建筑和城市建设。在制度文化方面，中国早就建立了严密的政治制度和各种社会制度。在思想文化方面，商代及其以前早就有许多创造，还有许多卓越的科技发现和发明。周代社会已经相当高度发展的礼仪文化和思想建树，就是当时文化高度发展的明证。而这一切，都和《周易》无关。因为在那个时候，《周易》还没有诞生。
把《周易》说成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乃是有人为了自己的目的刻意抬高《周易》地位的夸张之词。而他们夸张《周易》的地位，并不真的是为了什么弘扬传统文化，而是借《周易》来抬高他们自己的所谓“成果”，借弘扬传统文化来弘扬他们自己。
二、《河图》更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之源
说《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源头的另一证据，就是证明那个黑白点《河图》是画卦的根据。
《河图》这件东西，在古书《尚书?顾命》篇中确有记载，说的是周成王死，在周康王的即位大典上，陈列着许多宝物，其中一件就是“《河图》”。但这个《河图》是什么东西，什么样子?此后再也没有记载。而此后的一些书籍则说，《河图》是上天降下的一件祥瑞，即表达上帝意志的一件神物。汉代儒者，认为《河图》是一本书，上面记载着上帝的指示。指示的主要内容是该由谁来做皇帝。与《河图》类似的祥瑞还有“《洛书》”，其内容和《河图》相类似。当唐代儒者整理古代典籍的时候，汉代的《河图》、《洛书》还存在。这样的《河图》、《洛书》，也就是老百姓平常所说的“天书”。
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一样，都是信神的。谁该做皇帝，是要由最高神来任命的。然而神实际上又是不存在的，所谓“天书”，其实就是人假借神的名义所造的书。天书上的文字，往往都含含糊糊。《河图》、《洛书》都有好几篇，好多条。你可以找出一条，说这是你该做皇帝的证据，我也可以找出一条，说这是我该做皇帝的证据。曹丕要做皇帝，他的臣子们就找出《河图》、《洛书》，说根据上面的记载，曹丕该做皇帝。刘备要做皇帝，臣子们也从《河图》、《洛书》上找出证据，说是刘备该做皇帝。这样找起来，势必天下要乱。于是从南北朝后期开始，国家就禁止《河图》、《洛书》的流行。隋、唐两代禁止得就更加严厉。隋炀帝命令，把类似的书籍全部烧掉。秦始皇焚书，遭到历代学者的责难。但隋炀帝虽然是个非常坏的皇帝，他焚毁汉代《河图》一类书籍的行为，却得到有些知名学者的赞扬，认为那些东西确实该烧，没有价值。
唐朝初年国家档案馆里还有汉代的《河图》、《洛书》，到宋代就连国家档案馆中也没有了。
天书而遭到禁止，就说明那不是天书。随着汉代《河图》、《洛书》的消失，那用文字写成的天书也不能再得到社会的普遍信任。于是儒者们又画出了些黑白点阵，说这就是《河图》、《洛书》，圣人伏羲就是根据它画出了八卦。不过这件东西刚刚出世就遭到了反对。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就说，黄河里出图，洛水里出书，这件事本身就是妖妄，不可相信。以后也不断有人揭露说，伏羲以后数千年，从来没有见什么书上说过《河图》、《洛书》就是这些黑白点，你们从哪里得到的呢?然而，当时的人们需要神，也需要神圣的东西。那黑白点《河图》、《洛书》还是广泛流行开来。不过这一次不再说是上帝发给皇帝的任命书，而仅仅说成是画卦的根据。
这黑白点《河图》、《洛书》，和汉代那用文字写成的《河图》、《洛书》，都是人造的。汉代的是汉代儒者制造的，宋代的是宋代儒者制造的。然而在今天，无人敢相信那用文字写成的天书《河图》，却有人相信那黑白点《河图》、《洛书》，相信它们是上古时代出于黄河、洛河的东西。不过就连北京大学国情课题组的文章，也只敢说这黑白点《河图》“以前虽有，但是没有画出来。宋代才被画了出来”。这不明明承认是宋代才造出来的吗，怎么能是画卦的根据，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呢!
三、孔子前后《周易》的文化地位
就算不是源头吧，那么，《周易》在传统文化中是不是最为重要呢?
就《周易》重要性如何这个问题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大体可分三个时期：一是《周易》问世之前，二是《周易》问世时期，三是《周易》问世以后。我们分开来说。
《周易》问世以前，既然《周易》尚未问世，当然说不上它是最重要的了。大约在商代末年和周朝初年，《周易》中的《易经》部分开始问世。后来，又出现了解释《易经》的《易传》。依传统说法，八卦是伏羲画的，六十四卦是周文王画的，卦爻辞是文王或者是周公写就的，六十四卦和卦爻辞构成了《易经》部分。《易传》共有十篇，据说是孔子作的。但是据现代学者考证，这十篇《易传》是春秋战国时代陆续形成的，未必是由一个人写成的。从周朝初年到战国时代，是《周易》的问世时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周易》的形成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时期，也是我国古代学术空前活跃并对后世有深刻影响的时期。虽然《易经》早已存在，但当时争鸣的诸子百家，几乎都没有提到过《周易》。只是在有关历史事件的书上有一些记载，知道当时已经有了这本书。
《周易》后来被作为儒家的经书。但是孔子当时教授学生的课程中，有诗(《诗经》)、书(《尚书》)、礼(礼仪)、乐(音乐)，但没有《周易》。宋代著名学者朱熹分析说，因为《周易》是占卜书，而占卜是一门专门的技巧，无法用它来教授学生。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
争鸣的诸子百家很少提到它，孔子也没有用它来教授学生，《周易》的地位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论语》上记载说，孔子晚年喜欢《周易》，由于他经常读，以致穿《周易》竹简的牛皮绳子都断了三次。即使如此，和诗、书、礼、乐的地位，仍然是无法比拟的。
秦朝统一，有所谓焚书坑儒。诸子百家争鸣的书都在焚烧之列，但《周易》却不在被焚之列。在秦朝人看来，《周易》不过是一部算命的书，不会对自己的统治构成威胁。秦朝人的态度，就是对《周易》当时地位最好的说明。就是说，《周易》在当时并不重要。
四、汉及其以后《周易》的文化地位
汉代初年，国家信奉黄老道家学说，《周易》的地位仍然不高。有一天，著名的儒者贾谊和朋友去逛市场，看到一个用《周易》摆摊算命的。贾谊说，您怎么从事这样卑贱的职业。那人不服气，讲了一番算命并不卑贱的道理。然而辩解归辩解，卑贱仍然是卑贱。在当时，和那些高居朝廷之上、高官厚禄者相比，算命的确不能说是高尚的职业。你可以说朝廷上未必都是好人，算命的未必人不高尚。但作为职业，仍然不是高尚的。
汉武帝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就是让精通五部经书的专家到朝廷做官，并且向学生传授。这就是说，国家正式承认，这五部经书是最重要的典籍。五经之中，《周易》是其中之一。这时候，《周易》的地位开始重要起来。
五经之中，《周易》是不是最重要的呢?不是的。当时大家都认为汉代是在天下大乱以后建立的朝代，迫切需要的是“拨乱反正”。顺便说一句，“拨乱反正”这话是汉代人首先说的。要拨乱反正，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书就是《春秋》。因为《春秋》上讲的，都是君主应该如何对待臣子，臣子应该如何忠于君主的事例。按照这些事例去做，国家就能稳定。这是当时统治者所最需要的。
到了东汉，班固作《汉书》，才说“六艺之文……《易》为之原”。然而班固是所谓古文学派，这个学派在当时处于在野的地位。所以他的意见，不能反映当时社会的实际。
也就是说，在汉代，《周易》并不是最重要的书。
魏晋南北朝时代，流行所谓“三玄”。三玄是《周易》、《老子》和《庄子》。三玄之中，人们谈论得更多的还是《庄子》和《老子》。而所谓谈玄，主要是民间或者私人的行为，并且常常遭到反对。在朝廷之上，其思想状况和汉代朝廷差不多少，也是讲天人感应。国家教育，也没有把《周易》突出出来，使之成为最重要的书。
唐代统一，在学术思想上一面继承汉代，所以现在谈及古代学术，往往“汉唐”并称；一面也吸收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许多成果。唐太宗李世民命令孔颖达作《五经正义》，《周易》被作为第一部经书。但是在国家教育中，《周易》仅仅是一部“小经”，而《礼记》和《左传》是“大经”，《诗经》、《周礼》等是“中经”。《周易》的地位仍然不是很高。而在国家考试中，唐代最重视的是进士，进士考试最重要的是诗写得好不好。所以唐诗才恁般发达，出现了许多千古传颂的如李白、杜甫那样的诗人以及他们的诗篇。《周易》在唐代文化中的地位不是很高的。以致唐代虽然尊崇汉代的学术，但汉代许多有关《周易》的注解，经过唐代就基本消失了。
到了宋代，前期是王安石学说的统治，王安石最重视的是《周礼》。他搞变法，其理论基础就是《周礼》。后来是程朱学派统治。程朱最重视的是“四书”，也不是《周易》。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封建王朝灭亡前夕。不仅《周易》，其他儒经的地位也相对降低了，“四书”成为最重要的书。要考进士，做状元，最重要的，也是要先读通“四书”，其次才是“五经”。古装戏中经常唱的“四书五经都读通”如何如何，就反映了从宋代开始，中国古代学术的实际。
五、《周易》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综述
历史地来看，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周易》都没有取得最重要经典的地位。这是由《周易》的性质决定的。
《周易》本是一部占卜书。是要告诉人吉凶祸福的书。因此，它传达的，是天意，即儒教至上神的意志。在上古社会情况比较简单的情况下，人的思想也比较简单，对神的要求也就不会复杂，只要求告诉自己是吉是凶就可以了。随着社会情况的复杂，人的思想情况也日益复杂起来，其对神的要求也就日益提高。他们不仅要知道是福是祸，而且要求知道为什么福，为什么祸。这就需要讲出道理来。虽然讲道理的人可以说这是神的意思，但实际上，所讲的不过是人对世界的理解。这些道理讲得多了，讲得深了，就是哲学。随着《易传》的诞生，《周易》中的哲学成分就日渐增多、提高起来。
和其他先秦典籍相比较，《周易》是一部讲哲学道理比较多，而且水平比较高的一部书。《易传》说，《周易》包罗了天下所有的“道”。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道，是普遍原则。一般情况下，它不能告诉人们具体应该怎么做。所以，它可以作为“六艺”之源，但不能作为每一时代要解决的最重大问题的具体指导。所以它虽然从诞生之后，就以理论的高超见长，但始终不是当时最重视的书。
《周易》无疑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文化典籍。其中的哲学道理，过去曾经指导过中国古人去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它认为，世界是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任何事物都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这个思想，是正确的，也是光辉的。它还认为，在变动之中，有不变的东西存在着。这个思想也非常深刻。至于它的“君子自强不息”、“大地厚德载物”的思想，在长时期里也塑造着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斗志和宽广博大的胸怀。
在唐代有个唐德宗，他疑心重，又刚愎自用，不听臣子意见。由于他处置不当，酿成兵变，逃出京城。在逃亡地，丞相陆贽诚恳地用《周易》的道理告诉他说，乾在下而坤在上，表明天地交往，是泰卦；乾在上面坤在下，表明天地不交往，是否卦。泰是平安，否是堵塞。这是说皇帝要经常听取臣子意见，和臣子沟通，才能平安。陆贽还说，按照《周易》，损上益下是益卦，损下益上是损卦。在上位的要关怀在下的臣子百姓的利益，国家才能昌盛。这些话，说得合情合理，使这位刚愎自用的皇帝也认为陆贽讲得对。而类似这样的用《周易》智慧去解决问题，发展思想的例子，是非常丰富的。我们今天研究《周易》，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汲取这样的智慧，为我们今天的现实服务。
然而，这些年来，在《周易》研究问题上的夸大和不实之词，可以说是太多太多。其中有别有用心的吹捧，也有糊涂无知的附和。不论是哪一种，都需要正本清源，对《周易》地位、作用正确地说明。
《周易》热对《周易》地位和作用的夸大，不论其作者是有意还是无意都造成了一个总的后果，即让人们认为《周易》的占卜术是可靠的，或者说，是灵验的。从而为各种各样占卜术的复活泛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那么，《周易》占卜术究竟灵不灵呢?
(待续)
作者简介：田石，上海师范大学法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