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导师列宁，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一贯要求共产党人坚持唯物论和宣传无神论。他这方面的思想，对于当前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促进改革开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党的纲领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的
共产党的纲领，是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思想基础。所以，列宁在领导建立俄国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时，十分重视党的纲领建设的基础，十分重视对全党进行党的纲领的教育。1905年12月，他在有关文章中指出：“我们的党纲完全是建立在科学的而且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上的。”（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134页。）1909年5月， 他又提出：“社会民主党的整个世界观是以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声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它完全继承了法国18世纪和德国19世纪上半叶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历史传统，即绝对无神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传统。”（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7卷，第388页。）他认为，党的纲领决定了党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的种种任务及方针：
第一，必须向无产者讲清楚信奉上帝和神是他们遭受的种种精神压迫之一。资本主义社会使无产者和广大劳动人民常常遭到可怕的灾难，于是人民群众就产生了对神的迷信和对上帝的信仰，希望神和上帝帮他们摆脱灾难。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要对无产者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唯物论和无神论的教育，使他们认识到悲惨命运的真正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认识到信奉上帝和神是他们遭受的种种精神压迫之一。列宁说：“我们的党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觉悟的先进战士的联盟。”“俄社会民主工党的目的之一，也正是为了要同一切利用宗教愚弄工人的行为进行这样的斗争。”（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 第133页。）由于党不断地进行教育和宣传工作， 群众的觉悟在不断提高，逐渐地从上述精神压迫下解放出来。对此，列宁指出：“现代无产阶级正在站到社会主义方面来。社会主义吸引科学来驱散宗教的迷雾，把工人团结起来为美好的人间生活作真正的斗争，从而使他们摆脱对死后生活的迷信。”（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132页。）
第二，必须向党员讲清楚是否信仰上帝和神决不是私人的事情，即不只是关系到党员个人利益的行为。在俄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旧的社会制度下，教会总是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的。国家政权给教会以钱财。教会依附于国家政权，为巩固国家政权服务。而信仰上帝和神的教民则依附于国家教会。在这样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通过自己的斗争，向国家政权施加压力，使它宣布信仰上帝和神是私人的事，宣布国家政权不再同教会发生联系，任何个人都有充分的自由信仰某个宗教，或者不承认任何宗教。可是，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决不能认为是否信仰上帝和神是私人的事。因为，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作为领导广大人民同旧制度作斗争并一定要推翻旧制度的革命司令部，必须有全体党员都坚信不移的科学世界观，必须有统一的意志。这种科学世界观就是马克思主义，这种统一意志就是在科学世界观的基础上产生的对党的任务和宗旨的共同认识。就此，列宁指出：“就国家（旧国家――引者）而言，我们要求宗教是私人的事情，但是就我们自己的党而言，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宗教是私人的事情。”（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132页。）即党员不能够把信仰上帝和神看成为个人的行为。他还说：“对我们来说，思想斗争不是私人的事情，而是全党的、全体无产阶级的事情。”（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133页。）意思是说，在党内，信仰的问题，或者说是否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一场严肃的思想斗争，它关系到党组织能否健康地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能否顺利地进行，决不是私人的事情。
第三，党宣传无神论必须服从党在各个时期的基本任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党的基本任务是领导无产者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种条件下，党对无神论的宣传，必须服从党的这个基本任务。就此列宁说：“应当说，社会民主党宣传无神论，必须服从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任务：发展被剥削群众反对剥削者的阶级斗争。”（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7卷，第392页。）列宁指出，必须辩证地看待宣传无神论和革命斗争之间的关系，宣传无神论有利于革命斗争的发展，革命斗争的发展有利于宣传无神论。这就是他所说的：“因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环境中，阶级斗争能把信基督教（即信仰上帝和神――引者）的工人吸引到社会民主党和无神论这方面来，而且比枯燥地宣传无神论还要有效一百倍”（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7卷，第393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党的基本任务就是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把国家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列宁的思想，在这种条件下，党对无神论的宣传应当服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即要通过对无神论的宣传，使群众抛弃迷信，坚信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正确性，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中。
第四，必须从时代的条件出发确定党对待有神论的态度。20世纪初，西方的社会民主党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而对有神论问题采取过分冷漠的态度。他们认为，反对有神论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他们冲击封建制度的过程中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完成了这个任务。而且，在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结束以后，反对有神论的斗争已经被资产阶级统治者反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斗争挤到次要的位置。有的时候，资产阶级统治者往往故意对有神论进行“讨伐”，借以转移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注意力。列宁指出：“俄国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无产阶级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成为反对一切中世纪制度的斗争的思想领袖，这一斗争还包括反对陈腐的、官方的宗教，反对任何革新宗教、重新建立或用另一种方式建立宗教的尝试等等。”（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7卷，第397―398页。）这一论断指明，进入20世纪以后，俄国以及东方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由于担负着领导民主革命和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所以需要把反对有神论置于重要的地位，并且要反对重新建立的、以各种名目出现的有神论。
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大力宣传无神论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成为执政党。在此后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列宁要求执政党大力宣传无神论，使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树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在这方面，他的主要思想观点是：
第一，党必须办好理论刊物，使其在宣传无神论的斗争中发挥作用。1922年1月， 苏俄创办和出版了重要理论刊物《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这是一份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为主要任务的杂志。同年3月，列宁为该杂志撰写了题为《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的论文，就如何办好这份杂志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提出：“这个杂志应该是一个战斗的无神论的刊物。”（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5、25、25、25、25、26、29、30、32、23、24页。）在他看来， 所谓战斗的无神论的刊物，一是要坚定不移地揭露和批判一切有神论派别及其代表人物，而不管他们是以哪种面目出现。二是要通过自己不倦地进行无神论的宣传和斗争，弥补国家机关此项工作中的不足。因为当时国家主管这方面工作的部门软弱无力，工人非常不满。所以列宁说：“为了弥补有关国家机关的不足，为了改进和活跃这一工作，这个要办成战斗唯物主义刊物的杂志必须不倦地进行无神论的宣传和斗争，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5、25、25、25、25、26、29、30、32、23、24页。）他还提出，应该以战斗的精神评析当时十分流行的某些充斥宗教神学观点的著作。当时，苏俄国内也出版了许多宣传唯物论和无神论的著作。列宁认为，这份杂志也应该刊登一些评价这类书籍的文章。
第二，必须翻译出版18世纪末战斗无神论的文献，借以向人民群众宣传无神论。18世纪末法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狄德罗、霍尔巴赫等，在自己的著作中尖锐地批判了宗教和神学，宣传了无神论和反封建的思想，对于启发人民的革命觉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提出：“要把18世纪末战斗无神论的文献翻译出来，在人民中间广泛传播。”（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5、25、25、25、25、26、29、30、32、23、24页。）他看到，苏维埃国家有关部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够，而且有的人以种种理由为工作上的无所作为作辩护，说18世纪末无神论的旧文献已经过时，不科学，很幼稚等等。针对这些说法，列宁指出：“当然，在18世纪革命家的无神论著作中有不少不科学的和幼稚的地方。但是，谁也不会阻止出版者把这些作品加以删节和附以短跋，指出人类从18世纪末以来对宗教的科学批判所取得的进步，指出有关的最新著作等等。”（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5、25、25、25、25、26、29、30、32、23、24页。）意思是说， 过去的著作虽然有缺陷，但是出版者一是可以删节，二是可以通过出版者的话，指明它在批判神学方面的思想贡献，指明那时以来这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并且向群众介绍新出版的有关著作，从而达到宣传无神论的目的。列宁指出：“应该向他们提供各种无神论的宣传材料，告诉他们实际生活各个方面的事实，用各种办法接近他们，以引起他们的兴趣，唤醒他们的宗教迷梦，用种种方法从各个方面使他们振作起来，如此等等。”（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5、25、25、25、25、26、29、30、32、23、24页。）也就是说， 要使落后的群众摆脱封建神学的束缚，既要向他们提供各种科学的学习材料，而且要接近他们，用生活中的事实揭露神学的欺骗性。
第三，要在宣传无神论的过程中引导群众批判剥削阶级的道德观，树立共产主义的道德观。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要求培养千百万优秀的接班人，要求广大的青年树立共产主义的道德观。可是，剥削阶级的道德观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它时时刻刻都在发生作用。如这种道德观认为，人的命运是上帝安排的，作为穷苦的人，只有听命于上帝的安排，安份守己，死后才能上天堂。它用这种观点来影响和引导人民群众，力图使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人成为没有思想和理想、没有意志和斗志的人。列宁针对这种道德观说：“这种道德是他们（指剥削者――引者）从上帝的意旨中引伸出来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当然说，我们不信上帝，并且我们十分清楚，僧侣、地主和资产阶级者都假借上帝的名义说话，为的是谋求他们这些剥削者自身的利益。 ”（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303页。）他要求批判这种道德观。 鉴于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国内的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各种反革命分子以军事叛乱的形式反对苏维埃政权，使苏俄陷入了三年的国内战争，列宁说：剥削阶级的道德观是直接为他们颠覆苏维埃政权的目的服务的，如果对此听之任之，则会导致政局的不稳定和革命政权的动摇，甚至导致革命成果的丧失。他要求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积极开展工作，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理想的教育，使全体人民特别是青年人树立共产主义道德，自觉地为巩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
第四，必须在宣传无神论的过程中，使自然科学家成为唯物主义者。社会科学家必须是唯物主义者，自然科学家也必须是唯物主义者。因为对于自然科学研究来说，唯物主义也是有效开展工作的思想基础。不能设想，某个相信上帝和神的人能够揭示物种产生的真正原因或天体运行的规律。可是，历史证明，在自然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会产生一些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哲学学派和流派，向自然科学及其研究成果发起攻击。列宁在有关文章中就这个问题说，任何自然科学，如果没有坚实的、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就不可能抵御有神论以及其他各种非科学思潮的攻击，就无法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展开斗争。还说：“为了坚持这个斗争，为了把它进行到底并取得完全胜利，自然科学家就应该做一个现代唯物主义者。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 版第43卷，第25、25、25、25、25、26、29、30、32、23、24页。）他在对《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提出任务时说，要在宣传无神论的过程中，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使苏俄的自然科学家成为唯物主义者，并且要吸收一些自然科学家参加杂志的工作，这样既有利于自然科学家确立唯物主义世界观，又有利于提高杂志的战斗力。
第五，在宣传无神论的过程中，必须同伪科学作斗争。苏俄的《经济学家》杂志1922年第1期， 刊登了某学者题为《论战争的影响》的论文。该文以科学研究的姿态出现，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丑化苏俄的婚姻状况，攻击苏俄的社会制度。列宁批评指出，这篇以科学姿态出现的论文，是一个典型的伪科学，“当今的伪科学实际上是最鄙陋最卑劣的反动观点的传播者”（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第25、25、25、25、25、26、29、30、32、23、24页。）。他认为，刊登这篇论文的杂志是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并为剥削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杂志。他提出，必须在宣传无神论的过程中反对这种伪科学。如他在给《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提出任务时说：“马克思主义的杂志还必须对当代这类‘有教养’的农奴主作斗争。”（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 版第43卷，第25、25、25、25、25、26、29、30、32、23、24页。）即必须批判伪科学，对这些搞伪科学的人进行斗争。
第六，在宣传无神论的过程中，共产党员必须同党外的唯物主义者结成联盟。《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创刊时，在发刊词中说，团结在此杂志周围的不全是共产党员，还有党外的唯物主义者。列宁高度地肯定了这一事实。他说：“我认为，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的这种联盟是绝对必要的，而且正确地规定了杂志的任务。如果共产党员（以及所有成功地开始了大革命的革命家）以为单靠革命家的手就能完成革命事业，那将是他们最大最危险的错误之一。”（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 版第43卷，第25、25、25、25、25、26、29、30、32、23、24页。）在他看来，在各个工作领域里，共产党员都要同非共产党员结成联盟，思想理论战线上的这种联盟意义尤其重大。从当时苏俄国内和国外的情况看，许多自命为先进人物的知识分子，往往追求或依附于所谓时髦的哲学流派。可是，种种时髦的哲学流派总是与宗教神学在思想内容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反映出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立场。在苏俄国内，要改变这种情况，一定要在知识分子中间开展工作。“吸收一切拥护彻底的战斗唯物主义的人来共同反对哲学上的反动，反对所谓‘有教养社会’的种种哲学偏见，是我们不可推诿的责任。”（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5、25、25、25、25、26、29、30、32、23、 24页。）
上述列宁的思想，对于当前我党加强思想理论建设，对于党进行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宣传，使全体人民提高思想觉悟，划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限，划清科学与迷信的界限，划清党的正确政策与一些人的错误行为的界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