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研究者在提及中国古代轻视小说的传统时，常将其根源归结于古人以小说为“小道”，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误解。
《论语?述而》记“子不语怪力乱神”。此处“不语”不是一般的不谈论，而是表明孔子对“怪力乱神”不以为然的贬斥。通观《论语》全书，孔子的这种态度是非常明确的。《论语?先进》记其弟子“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这个例子说明孔子“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孔子对“乱”的态度更明显，他极力强调“正名”，强调“克己复礼”，都是在反对“乱”。对于“力”或勇力，孔子也持否定态度。他在谈到力时，往往将它视为与仁义、道德对立的东西。《论语?宪问》记载他曾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孔子甚至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
综上，孔子对于“怪力乱神”的否定是颇为明显的。而“怪力乱神”是萌芽时期乃至后世小说的主要内容，如清代观鉴我斋的《儿女英雄传序》认为，小说作品“实托词于怪力乱神”；“《西游记》其神也、怪也，《水浒传》其力也，《金瓶梅》其乱也，《红楼梦》其显托言情，隐欲弥盖其怪力乱神也。”
在中国古代，孔子地位至高无上。他对小说的贬斥成为后世封建统治者及主流文化体系否定小说的根据。前秦王嘉《拾遗记》记西晋“张华字茂先，……造《博物志》四百卷，奏于武帝。帝诏诘问：‘卿才综万代，博识无伦，……然记事采言，亦多浮妄，……昔仲尼删《诗》、《书》，不及鬼神幽昧之事以言怪力乱神，今卿《博物志》惊所未闻，异所未见，将恐惑乱于后世，繁芜于耳目，可更芟截浮疑，分为十卷。’”即为显例，晋武帝此举实开禁毁小说先河。明清两代，中央及地方政府多次下令禁毁小说，理由与此一致，如清仁宗嘉庆十八年下谕道：“至稗官野史，大率侈谈怪力乱神之事，最为人心风俗之害，屡经降旨饬禁，……嗣后不准开设小说坊肆，违者将开设坊肆之人，以违制论。”而肯定小说的人们也无法回避孔子议论的影响，只能设法辩解。如汤显祖《艳异编序》云：“尝闻宇宙大矣，何所不有？宣尼不语怪，非无怪之可语也。乃龌龊老儒辄云‘目不睹非圣之书’，抑何坐井观天耶！”从此序引述“老儒”之语，明显可见由于“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影响，导致不少人轻视小说，不敢阅读小说。蒲松龄的同邑前辈好友高珩在《聊斋志异序》中也指出，“后世拘墟之士，双瞳如豆，一叶迷山，目所不见，率以仲尼‘不语’为辞”。他们“尽以‘不语’二字奉为金科”，轻视小说，否定小说。稍后褚人获《封神演义序》中也承认：“且怪力乱神者，皆夫子所不语，而书中所载，如哪吒、雷震之流，其人既异，土行，七十二变之幻，其事更奇。怪诞不经，似当斥于仲尼之门者。”但它有着“消长夏，祛睡魔”的娱乐消闲功能，故他要求“圣门广大，存而不论可也”。
综观以上例证，我们可以看出，“子不语怪力乱神”乃是我国古代轻视、否定小说的根源。反之，提到“小道”的人们倒往往是在为小说争取生存的空间，“小道可观”论乃是古代重视、肯定小说的滥觞。
最早提出“小道可观”的是孔子的弟子子夏。《论语?子张》记载“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他认为，即使是“小道”，也必然有可取之处。只是恐怕它妨碍远大的事业，所以君子不为。这里的“小道”与“小说”相通，因而《汉书?艺文志》在诸子的“小说家”类小序中写道：“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在这种“小道可观”思想的指导下，《汉书?艺文志》最早在史志中著录小说，为后世研究者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为小说保留了存在的空间。其后，《隋书?经籍志》承袭《汉书?艺文志》引述“小道可观”的说法，著录小说。只是二书在引录“小道可观”时，都将“子夏曰”误为“孔子曰”。《论语》非僻书，班固、长孙无忌等人何以致误？清代学者钱大昕认为，这是由于“《汉书?艺文志》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故汉唐诸儒，《论语》虽弟子之言皆归之孔子。”（《潜研堂文集》卷九《答问》）他无视孔子与弟子思想、言行的差异，把“弟子之言皆归之孔子”。颇有强人所难之弊。稍后刘宝楠积数十年之力专治《论语》，著《论语正义》，为世所称。他却认为，“汉唐以来引孔子说多为诸贤语，诸贤说或为孔子语者，皆由以意征引，未检原文。”（《论证正义?凡例》）刘氏之说较合实际情况。且此语所出之《论语?子张》全篇皆记孔子弟子与再传弟子之语，无孔子之语。故“小道可观”之论当确为子夏所发。
子夏“小道可观”论对于我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影响极为深远。除前举《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引它作古人重视小说的例证，以为在史志中著录小说作品的论据外，此后许多学者与文学家也都引叙子夏此论作为提高小说地位的佐证。南宋曾?为所编小说总集《类说》写序，开门即曰：“小道可观，圣人之训也。”明代谈恺《太平广记序》中也说：“余归田多暇，稗官野史，手抄目览，匪曰小道可观，盖欲贤于博弈云尔。”这些从事小说整理研究的人们明显接受了子夏“小道可观”论。直至二十世纪初，近代学者蒋瑞藻编著《小说考证》，仍在卷首引证子夏“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的原话。这些事例足以证明子夏“小道可观”论作为肯定小说的?矢在小说理论批评史上的积极作用。
（原载《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