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反科学历史悠久，当古代科学处于原始形态时，反科学反对人对自然的认识，具体表现为宗教对科学人生观的反对。公元四世纪，圣?巴西尔在《创世纪》中说："在一切事物中，我们宁可要朴实的信仰，而不要玄夸的理性。"[1]这个时期的科学家被歧视为制造空洞预言的人，被宗教提醒教徒们信加小心，中世纪政教合一时代，自然科学同科学家一道送上了绞架，这时大约有200万人因为不相信宗教或崇尚科学而被教庭处刑。直到法国大革命早期，狄德罗还因为要为盲人发明文字，被关了3个月的监牢。"创世纪"作为基督教信仰被视为颠扑不破的真理。直到1952年，在美国田纳西州，仍有象K?达罗这样的科学家因主张进化论而被治罪。"创世纪"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1972年，美国国家科学院不得不以决议形式要求加州政府不要向宗教组织"创世研究会"的压力低头。
近代科学的发展对生产力的促进成为反科学的抵制对象，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家J?吉兴说："我憎恨科学，我害怕科学……我看到它破坏着生命的一切朴实与和善，破坏着世界的美丽，我看到，它使人的精神萎靡，心肠狠硬，我看到，它带来了一个发生巨大冲突的时代。"[2]20世纪60年代，西方反科学以反对"科学文化"和"专家政治" 为特征。T?罗斯扎克在《反文化形成》中对科学的客观性进行了十分尖刻的批判。他说："当文学艺术不顾一切地向我们讲述，在我们这个时代，把我们导向毁灭的真正病因，乃是人与人间的彼此疏远，而科学家则把这种疏远奉若神明，并且拼命追求一种客观性，把它作为我们与真实存在密切联系的唯一桥梁。"[3]
进入大科学时代，反科学思潮带上了科学政治色彩。大科学主张一切与科学有关系的社会现象都应当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主张科学方法可以成为提示社会运动规律的有效工具，反科学主义者则坚决反对这样做。
反科学思潮的出现，除了来自宗教的顽固外，科学家自身的失误，科学研究的日新月异给公众造成的不可知感，以及科学技术的作用成为重要的原因。
卡尔?萨根（Carl Sagan）认为"科学自身的善变导致了人们对它的不信任与攻击。"[4] 当我们刚刚有些明白那些被科学家热烈讨论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却告诉我们那些东西已不再正确。即使它们仍然正确，科学家又开始讨论许多闻所未闻、难以置信，带给人不安暗示的"新发现"了。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是如此的现状：美国有一半成年人不知道地球绕太阳一周需要多少时间，而同样的问题在英国上流社会的问卷中有四分之三的人不知道。同样，有一半的美国人在得知正方形的一条边长度之后，而不能求出另一条边的长度。中国的公众科学水平比这更糟，相似的工作是1998年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对愚昧迷信活动在我国农村情况的抽样调查：这个结果告诉我们，只有33.3%的成人完全不相信算命，另有13.1%的人对于算命不置可否。中国是一个自由神崇拜的国家，三大宗教的渗透并没有西方宗教那样的规范和规模，但是仍然有14.6%的人相信生死轮回，完全不信的只有50%，这些被调查者中基层领导、科技人员、教师、机关工作人员、工商业职工和学生占有70%的比例，其中有88.4%学历在初中以上，55.9%的被调查者为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中国公众的科学文化水平和信仰趋向不能不令人担扰。公众的科学素质偏低，当科学理论超出了他们的理解力或者需要费很大的努力才 能理解时，他们宁愿相信通俗易懂一半是信仰一半是被愚昧强加的反科学知识。他们对科学的理解是：也许科学家在愚弄我们，科学家要变更一切，推翻一切，那才是社会动乱之源。所以，当1999年7月22日传媒公布政府取缔"法轮功"的决定时，我们遇到了难以想象的阻力。作为一个有"反伪科学"课题在手的青年研究人员，我自己的一名学生就是一名顽固的法轮功维护者，令人羞愧。显然法轮功修练者不愿检讨自我的偏激和丧失理智，而是把矛头指向了政府，首先是科学家。1999年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教博览》第4期刊登何祚庥院士的 《我不赞成青少年炼气功》一文之后，法轮功修炼者围攻天津教育学院。4月25日，一万多名法轮功修炼者更在中南海周围聚集，令人触目惊心。一些法轮功修炼者直接把矛头对准何先生。把对科学的仇视转化为对科学家的仇视，这是反科学主义猖獗的表现。
近几个世纪以来，科学经受了一系列的攻击。科学的善变、科学家的主观和偏见往往成为攻击的主要原因。科学家和普通人一样不能避免犯错误，卡尔?萨根指出："即使是像乔哈尼斯?开普勒、伊萨克?牛顿、查尔斯?达尔文、格雷格?孟德尔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样伟大的科学家也曾犯过严重的错误。幸运的是，科学 事业是一种集体的事业，任何人的影响都不能超过集体的作用。因此，即使那些最有才华的科学家犯了错误，这些错误也能被其他远不如他们的科学家发现并弥补。"[5]
但是，对于开普勒的天文学根源于他的中世纪的、一神论的宗教观，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被一种使他所属的特权阶层永存的愿望驱使、或是出于证实他所提出的无神论的动机，确已成为后现代主义反科学 的借口。
宗教是反科学的主要力量。A?N?怀特海指出："17世纪时，地动说受到天主教的宗教法庭所拒斥。距今一百年以前，地质科学所提出的时间广延性使得新旧教的宗教人士都大为震惊；而今天进化论的理论也仍然是宗教的眼中钉。"[6]在美 国有四分之一的人口，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急剧增加的皈依者生活在只是在几千年以前才奇迹般创造的宇宙中，而在地球上居住着的只有那些固定的有机类，它们在全球性洪水中得救于诺亚方舟。新教原教旨主义的神创宇宙的权威性，对达尔文进化论的压制是不遗余力的。神在六天内创造了宇宙，并且依据自己的意愿让一些物种繁衍下来。这种学说是容不得达尔文们的"猴子"来参与进化的。今天的神创论者已经拥有雄厚的经济势力，他们有自己的媒体，并且同保守的政治派别或教会集团有很好的关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正统的世界观内，容纳了象占星术、不明飞行物、神创论这样一些反科学垃圾，与原教旨主义相一致。"神创论"者通常注意争夺年轻人。他们通过向地方学校 董事会施加压力来把他们的"科学的神创说"纳入学校的教学课程，以此来代替进化论。他们认为进化论是受了撒旦的蛊惑，是反基督教的。有迹象表明，这个运动现在还要像对付达你文一样对付哥白尼，以便复兴地心说。
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后，遭遇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响。一方面，有人对它赞誉有加，称它为现代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另一方面，有人对它极尽诋毁之能事，致使1900年左右，达尔文主义进入"日食状态"，那时流行的口号是"达尔文死了"。这种状况一直延贯于本世纪30年代。诚然，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一个科学假说并非完美无缺，目前我国研究者也普遍认为进化论尚需完善，尚需作进一步的科学的全面的诠释。达尔文进化论的产生也是在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启示下，通过远航考察得出的结论，达尔文的进化论理想并非一朝一夕的神灵启示或心血来潮，它有着充分的科学文化背景，这一点可以从比达尔文年轻一些的博物学家华菜士也曾独立地、几乎与达尔文同时地构想出进化论思想可以得到证明。一个有前承关系的思想，必然也可以启后，这顺应了科学永远不能等同于真理的哲学命题。反达尔文主义以大灭绝理论质疑渐变论，"盖娅假说"主张地球与生物"协同进化"，而且，微生物而不是人类对地球进化的影响最大。美法律教授詹腓力的《审判达尔文》对广进化的速度与机制提出质疑，却对达尔文的微进化理论予以了支持。后达尔文主义者，英国科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把达尔文的进化论推进到了"分子生物学"水平，美国的古尔德则修正达尔文主义，使达尔文主义的渐变论与反达尔文主义的突变论得到了综合平衡。古尔德推出，达尔文主义的核心是自然选择理论，而不是渐变论。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可以借助分子生物学、古生物学以及复杂理论和手段，对进化论作进一步的研究，以便最终解决物种起源与进化这一千古之谜。以上的分析说明达尔文主义不排斥批判，但是，分析批判的目的是为了科学的进步还是倒退。神创论显然维护了后者，全世界252个国家中的18亿人口信仰基督教，如果加上天主教、新教、东正教和圣公会等信仰上帝的宗教，那么占世界人口62%的人对创世论的信仰，[7]令进化论腹背受敌！
1925年夏天，美国田纳西州的小镇戴顿上演了一出"世纪审判"。这个案件被看成科学和宗教冲突后科学击败了宗教的标志。爱德华?拉森的《众神之夏--"猴子审判"以及科学与宗教的论战》再现了那段历史，并分析了那场审判引发的关于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与宗教自由等许多深层的问题。该书获1998年度普策利奖。但是这种胜利是有限的。美国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家，科学和民主的发达与宗教和非理性主义的发达是畸形共存的。这种畸形最终闹出了一个科学国家在教材里不讲进化论的笑话。如果是因为进化论的缺陷，使它遭此冷遇那还可以理解，而问题恰恰不在这里。卡尔?萨根在《魔鬼出没的世界》中将此与苏联的李森科事件相类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个叫特罗菲姆?李森科的骗子得到了斯大林的注意和支持，随后，李森科进行了反科学的遗传学研究。按照李森科的说法，真正意义上的遗传说应该遵从共产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只要这样，它就能产生与原来意义上遗传学截然不同的结果。比如，可能培养出一种新的冬小麦良种。李森科据此爬到了苏联科学院院长的职位，在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的支持下，李森科冷酷地压制着经典遗传学的发展，因而60年代，苏联学校使用的生物学教材里几乎找不到关于染色体和经典遗传学的内容。
在那段历史里，穆勒据理力争，认为经典的孟德尔遗传学完全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苏联农业科学研究院前任院长N?I?瓦维罗夫也支持穆勒的观点。但是，他们由此均遭到噩运，后来穆勒逃脱了秘密警察的追捕，而瓦维罗夫则于1943年被杀死在西伯利亚集中营中。这正如杰拉耳德?霍耳顿所说："反科学现象的严肃而又专心致志的部分同政治权力结合之时，确实发出了巨大的文化挑战的信号。""把反科学现象的坚定而又有政治野心的部分看作是沉睡中的野兽的唤醒者是一种先见之明。一旦野兽醒来，正如过去几个世纪一再发生的那样，而且无疑有朝一日它将再次发生，它将使人们认识到它真正的力量。"[8]1964年，李森科主义在苏维埃科学院被投票否决。至此，李森 科 主义这头野兽没有使苏联的原野长出理想的冬小麦以实现苏联人"面包会有的"的理想，反而使他们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学遭到了不可救药的落伍。他们失去了两代现代生物学家。
科学技术的负面，推动了反科学思潮。20世纪70-80年代，核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和化学工业的飞速发展，造成了环境的污染。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造成了生态、能源、人口和生存问题。人们在媒体上看到"曾经一度是多么引人的小路两旁，现在排列着仿佛火灾活动后的、焦黄的、枯萎的植物。被生命抛弃了的地方只有寂寞一片……"[9]这样的描写，在反科学主义者的眼中，科学成了十恶不赦的社会公敌。人们愤怒地写道："我们需要的是用科学来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教我们在一个没有污染的世界里如何做人，而不是把我们当代活动的机器。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亮光，而是更多的温暖。"[10]
美国小说家库尔特?冯内古特甚至极其幽默地表达了"宁要占星术，不要科学"的反科学观点。他说：" 如果政府把它用于 科学的钱取出来用于占星术和看手相，我们就会安全得多。过去我曾认为科学会拯救我们，而且科学确实试图这样做。但是我们不能再忍受任何更巨大的爆炸了，不管是为了民主或反对民主。只有在迷信中才有希望。如果你要成为文明的朋友，那么就要成为真理的敌人，热衷于无害的梦呓。我恳求你们相信下述迷信中最可笑的迷信，例如，人处于宇宙的中心，是上帝最宏伟的梦的实现者和阻止者。关于占星术和看手相：它们都是好的，因为它们使人感到生动活泼并且充满可能性。它们是共产主义的最佳状态。每个人有一个生日，而且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手掌。例如，让一个单调乏味的人，生于8月3日，他是一个狮子宫。他骄傲、慷慨、信赖别人、有活力、专横拨扈。并且有权威性！所有的狮子宫都是如此！他是受太阳统治的。他的宝石是红宝石和钻石！他的颜色是橙色！他的金属是金！这是一个小人物？……要他向你展示他令人惊异的手掌。他有一条多么奇怪的手心线！警惕啊，姑娘们！你曾经见过一座像这样的月亮山吗？哦！这是某个人！"[11]
反科学思潮对于技术的失误和负效益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并且认为解决的方法是放弃科学。如库尔特?冯内古特既幽默的那样去信仰占星术和手相。反科学对以下问题或问题的方面提出了异议：
一、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由可能的核大屠杀而引起的巨大焦虑。
二、环境的破坏，比如臭氧层的破坏引起的人们对科学的恐惧；此种恐惧常常导致对一些技术的无理排斥。
三、由化学添加剂引发的毒性恐怖。对农药和化肥的恐惧造成世界范围的呼唤绿色，回归自然的运动。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恰恰是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导致了绿色革命，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减少了饥饿、提高了生活质量。在我国，对禽畜饲料中添加剂的恐怖因媒体的推动而达到了不该有的程度。我们应该知道，传统的饲料和喂养方法根本解决不了十三亿人口的禽蛋肉食供应。我们面临的选择不是吃土鸡还是吃洋鸡的问题 ，而是能不能吃到鸡的问题。
四、对生物遗传 工程的怀疑。生物遗传研究一开始就遭到反对。许多人担心科学家会不会把新的大肠杆菌菌链排入下水道，然后遍及生态系统，扼杀大量生命？克隆技术的出现更造成了公众的忧虑，因为，一旦此种技术运用于人类，那么，复制多个希特勒造成 战争危险和复制多个爱因斯坦对我们庸人造成生存竞争都是不可想象的。人们应该了解，尽管生物遗传工程可能确有某种危害，但它在治疗遗传病及创造新产品方面为人类提供了巨大的潜在利益。合成胰岛素的产生就是证明。今天，基因工程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基因歧视"已经为政治家提出。我们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妥善处理，而不至于因此阻碍了基因工程的顺利实施。
五、对医学的抨击。这些抨击有些是对的。比如科学使有条件延长人的寿命成为可能，但是，有些人却是违愿地活着。因而，医学伦理学家已经提出了"死亡权"这样的命题。对动物研究的反感，是反科学抨击科学的最好例证。1989年英国出现了一个危险的组织："动物解放阵线"。这个组织的成员，盲目反对一切以动物为载体的科学实验，并且公开威胁科学家。据《科学与公众》杂志报道，牛津大学生理学教授布莱克莫尔研究早期视觉对大脑的影响时，采用猫来做实验载体。这个实验并不损伤动物，只是挡住猫的视线。但是，《每日报》记者却发文说《猫眼使人恐惧，科学家弄瞎了人的眼睛！》结果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布莱克莫尔不但受到了"动物解放阵线"成员的恐吓，而且连他的孩子也不敢出门。更有甚者，这个组织声称，还要制造一系列价值高达数千英镑的爆破活动。这个活动后来付诸了行动，贝里斯托大学的实验室被高爆炸药摧毁。无独有偶，在美国1990年发生了一桩怪事。康耐尔大学著名植物学家M?奥卡默特40年来一直坚持成功的医药实验，由于她使用了猫作载体进行实验，结果受到宾夕法尼亚洲动物权利主义者的强烈攻击。他们四处散发资料，打电话抗议奥卡默特的药物研究，并且在他的实验室周围盯梢，干扰她的实验和科研情绪，不到两年时间支持她研究工作的国家反毒中心和校方竟收到1万多封信，抗议这种科学实验，结果，她被迫放弃一项高达53万美元的科研计划。奥卡默特哀叹道："兽道主义终于战胜了人道主义。"
六、对现行的精神病学的反对，和对"他择性健康疗法"的趋向。从信仰疗法到基督教科学派到松弛反应、虹膜学、顺势疗法和药草医学，现行医学科学在征服疾病、研制抗菌素和成功的外科手术方面的成功经验被反科学者抛弃，取而代之的是自以为是的另劈蹊径的信仰。
七、亚洲神秘主义的冲击世界。二战以来，东方神秘主义凭借瑜伽冥想、中国气功、古鲁斯以及唯灵论闯入西方世界，据说这些古老的智慧形式和疗法会以现代医学做不到的方式导致身心健康，不幸的是，这种所谓的心灵疗法的可信的临床验证寥寥无几，而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胡吹乱侃和奇闻轶事的描绘。
80年代，不仅现代科技被指责为"奴役人类的工具"，就连科学家也被公众误认为"为军事利益出卖灵魂的人"。环保主义者J?皮卡德指责道："我们现在所津津乐道的技术除了广泛地造成自杀性污染外，再没有什么其它东西了"。应该说，环保是必要的，但环保至上就会扼杀科学。过去我国对自然的掠夺并非环保观念的滞后，而是由于管理的漏洞造成的地方保护主义泛滥的后果。但是我们又苦于不能把地方保护主义之类难以说清的问题告知少年儿童朋友，因此当我们看到电视台上连续播放的环保题材动画片时，我们对它将导致少年儿童的反科学情绪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公益广告设计出了一幅又一幅保护环境的画面，似乎希望对自然掠夺的地方保护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施以道德的力量，让他们良心发现，然而从没有人想过要打出一条"打击地方保护主义"的公益广告，而后者，是最需要做的，也是我们的国家政策和国家机器能够做到的啊！
（摘自涂建华《中国伪科学史》第一章第三节。版权由贵州教育出版社和作者共同拥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E-mail:dytjh@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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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赵红州：《论反科学思潮》，《科技潮》（京）1999，10，第45页。
[2] 同[10]。
[3] 同[10]。
[4] [美]卡尔?萨根：《魔鬼出没的世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页。
[5] 同[13]，第296页。
[6] （英）A?N?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74页。
[7] 《世界信教人口统计》（1990）：《世界宗教资料》（北京）1991、1，42，26。
[8] （美）杰拉耳德?霍耳顿：《科学与反科学》，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229页。
[9] （美）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0] 同[10]，第47页。
[11] 同[17]，第210，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