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皆知科学是个或被认为是个好东西。就像一个名牌优质产品，也就容易出现冒牌货，把非科学的东西愣是说成科学，也就成了伪科学。伪科学的危害性在现在已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在人文学界中出现的名为反伪科学实为反科学的倾向。他们的理由颇为奇特，认为伪科学流行的原因是由于“民众普遍的热爱科学、迷信科学”、“各种非科学拉科学之大旗作虎皮，各种广告以‘科学配方’为广告词”（吴国盛《我为什么要反科学？》），“种种‘伪科学’正是利用‘唯科学’的心理，偷偷入驻人们的信仰世界”（王晓渔《“科学神话”的终结――兼为吴国盛教授一辩》），因此他们要破除“科学神话”，“降低科学的神性，使科学展现其世俗的面目”（刘华杰《科学传播要“降神”》）。换句话说，就是要让民众认识到科学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好，因此也就不会轻信伪科学。这种理由，就好比要打击冒牌货，不是告诉消费者如何分辨真伪，而是揭露名牌产品的缺点，让消费者对名牌产品也提高警惕，甚至指责名牌把产品做得太好，导致消费者相信名牌，刺激了冒牌。现实生活中恐怕没有用如此高招打击伪劣产品的执法人员，却偏偏有这样的反伪科学高人。泼洗澡水连小孩也泼出去，正是这种人的写照。
伪科学是把非科学的东西当科学，反科学则是声称要让人认清科学的实质，反对科学的全部或其中的某一方面。这二者都涉及到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科学？本来，对科学这种异常复杂的事物，难以下一个公认的简明定义，因此在学术界中出现种种有关科学本质的学说，是很正常的。但是在伪科学、反科学人士看来，科学却因此成了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东西，谁也无法判断什么是科学，人人可以另搞一套“科学”了，因此也就成了其宣扬伪科学、反科学的借口。事实上，对一个事物，没有公认的定义不等于就没有公认的判断标准。比如学术界对“什么是人”也有种种不同的看法，至今也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因此无法分辨人和其他动物了。我们对“什么是人”有一种很好的直觉，同样，一个受过良好的科学训练、有较高的科学素质的人，对“什么是科学”也会有一种很好的直觉，科学教育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在潜移默化中形成这种直觉，尽管其判断标准未必有成文规定，甚至未必有直接的明示。因此，一般来说，广大科学工作者最有能力分辨科学与伪科学、科学与反科学。某些自称在从事“科学传播”的人文学者却自以为比广大科学工作者更懂科学，公开把科学工作者列为“敌占区”，视为其教育、指导对象，这正是反科学的一个表现。
科学界在判断何为科学时，是有公认的标准的，被广大科学工作者所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着。其中最主要的是逻辑的标准和实证的（或者说经验的）标准，因此也可以简单地把科学说成是逻辑加实证。从逻辑上看，科学理论必须是自恰的，不能前后自相矛盾；必须是简明的，不能包含不必要的假设和条件，也就是符合“奥卡姆剃刀”的原则；必须是可被否证的（或者说可被证伪的），不能在任何条件下都永远正确、不能有任何的修正；必须是有清楚界定的应用范畴的，
只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一定的领域中能够适用，而不是万能的。从经验上看，科学理论必须有可以用实验或观察加以检验的预测，而不是只是空想；必须在实际上已有了被证实的预测，不能只被否证，而从未被证实过；检验的结果必须是可以独立重复出来的；必须有一定的标准辨别数据的真实与否（例如辨别正常现象、异常现象、系统误差、偶然误差），不能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解释检验结果。
科学是一种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因此一个理论即使符合了逻辑和实证的标准，也未必会被科学界接受，而还要从社会学和历史的角度看它是否有效、有用。从社会学上看，一个科学理论必须能够解决已知的问题，否则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必须提出可以进一步研究的新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模型，也就是说，它还必须能够做出可检验的预测，否则也没有用处；对新提出的概念必须做出切实可行的定义，而不是一些子虚乌有的、对解决问题没有任何帮助的伪概念。从历史上看，一个科学理论必须能够解释已被旧理论解释的所有的数据，也就是说，不能只挑选对自有利的数据做解释，而无视不利的数据；必须能够跟其他有效的平行理论相互兼容，而不能无视他理论的存在，自成一统，甚至惟我独尊，要把一切科学理论全部推倒从来。
科学精神就体现在这些标准之中：探索、怀疑、实证、理性，以及继承与批判，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一个主张之所以被认为是伪科学，就是因为忽视、违背了这些标准中的某一个方面。特别是，强调了探索、怀疑，却忽视了实证、理性，强调了批判，却忽视了继承，在伪科学宣扬者中最为常见。
科学的威力也体现在这些标准之中。它们使得科学超越了国界，超越了种族、文化界限，而为全人类所共有。它们使得科学具有自我完善能力，持续地进步，从而成为我们认识世界最好的方法。一个主张之所以被认为是反科学，就是因为歪曲、分离、否认这些标准中的某一个方面，从而试图弱化、矮化、妖魔化科学，限制科学的威力，减少科学的影响，降低科学的作用，甚至反对弘扬科学精神，声称“正象不能把‘科学’做为一种修辞，‘科学精神’也不意味着价值评判。科学精神不一定都是好东西。”（吴国盛《科学与人文的对话――在北大哲学文化节开幕式上的发言》）
在理论上，反科学的一个表现是“文化相对主义”。他们把科学当成了一种纯粹的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把科学研究当成是和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什么区别的普通社会活动，把科学知识当成是主观的“社会建构”，否认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其极端者认为科学和迷信没有本质区别，在对世界的解释方面没有高低、真假之分，把科学当迷信，或把迷信当科学，把公众对科学的信任丑化为“迷信科学”（田松《科学的迷信与迷信的科学》），甚至把科学当成帝国主义、西方文化侵略、大男子主义的产物加以批判（田松2003年11月8日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演讲《科学的形象》）。这种主张无视科学的逻辑和实证标准，而正是这两个标准，使得主观的社会活动可以获得客观的结果，使得科学知识具有了客观性和普适意义，而并非只是某种主观的文化产物，从而也使科学成了战胜迷信、消除愚昧的强大武器。反科学人士试图否认科学的客观性，实际上是在为迷信和愚昧大开方便之门。
在实践上，反科学者主张限制科学研究，号称“科学是一把双刃剑”，要人们警惕“科学的负面作用”，宣称“科学有禁区”。毫无疑问，科学研究应该有管理规则，以免带来意外的后果，对技术应用应该有管理，防止出现弊端，这是各国一直在做的。但是反科学者有意无意地混淆了整体的科学活动和具体的某项科学研究的区别，科学探索和技术应用的区别，把某项科研活动违反纪律、规则，把某项技术的误用、滥用，统统当成了科学之罪。科学研究揭示的是真理，而真理本身其实是无所谓好坏、利弊的。在应用科学成果时才需要权衡利弊。但是反科学者所希望的并不只是防止坏结果的管理，不是“研究有规则”、“技术有禁忌”，而是“科学有禁区”试图划定禁区全面禁止，“不管好坏，我们都不用它”（吴国盛《科技有禁区》）。现代科学的发展史已充分说明了，科学界有自我管理、完善的能力，任何外来的干预，任何为科学划定禁区的企图，不管是来自宗教界、政界、人文学界或“公众群体”，都只能产生阻碍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恶劣后果。
正如伪科学人士决不承认自己是在从事伪科学一样，反科学人士也很少承认自己是反科学，而往往宣称自己是反“科学主义”。“科学主义”一词大约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一开始就是做为一个强加给对方的标签出现的。例如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在十九世纪末主张人文学（指法律、艺术、历史和宗教）的研究方法与科学方法不同，人文学应该“主观”，与科学的“客观”相对，并批评那种试图将科学方法应用于人文学研究的思想为科学主义。也许有一些科学家明里暗里有
这种企图，这并非就不可取，更没有什么可怕的。毕竟，科学方法是人类已知的发现客观真理的最可靠的方法，试图推广到其他领域，并非大逆不道，失败了没什么害处，成功了却可以开辟出一块全新的研究天地。传统上被认为与科学无缘的一些领域，例如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乃至宗教学，现在不就在广泛地使用科学方法吗？
当然，反科学人士所反的“科学主义”并不限于这种特定的形式，也并非针对那些用于开拓新研究领域的少数先驱者。在他们看来，“中国人近一百年来建立的最牢固的意识形态之一就是科学主义”（吴国盛《我为什么要反科学？》），“科学主义……长期以来，已经成为主流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每个人在成长之中所接受的背景知识的一部分。”、“科学主义是我们的缺省配置”（《对科学文化的若干认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学术宣言》），也就是
说，除了他们几个先知先觉者，几乎人人都有“科学主义”的观点。那么这种人皆有的科学主义是什么呢？“科学主义，也就是民众普遍的热爱科学、迷信科学”（吴国盛《我为什么要反科学？》），“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真理，是正确的乃至唯一正确的知识，相信科学知识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并试图以科学的知识模式延伸到一切人类文化之中。”“把科学等同于绝对的客观真理”（《对科学文化的若干认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学术宣言》），“它是对科技的盲目崇拜”、“它与科技乐观论及科技万能论有着紧密的关联”（肖显静《反科学主义不等于反科学》）。也就是说，他们所反的“科学主义”，实际上是“科学唯一正确论”、“科学至高无上论”、“科学万能论”。
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几个如此多情的“科学主义者”，至少“民众”并不普遍具有这样的“科学主义”观点，否则无法解释何以宗教、迷信仍然那么流行，在一般人当中，在科学真理之外还是有别的真理的，例如哲学、宗教的真理；也不会认为科学是万能的，神仙、佛祖、上帝才会被认为是万能的。即使反科学人士所特指的那些“科学主义者”，也并不持有那样的极端、绝对的观点，不过是因为对科学的看法与他们不同，认为科学知识是客观的（这不等于说科学是唯一的客观真理），科学知识的作用是巨大的（这不等于说科学是万能的），不该为科学探索设置禁区（这不等于说科学研究可以不遵循规则，技术应用可以肆无忌惮），或者无非是热衷于传播科学、揭露伪科学而已。可见所谓“科学主义”，其实是反科学人士为了丑化论敌而树立的一个稻草人，为了掩盖其反科学的真实目的而已。在国外，“科学主义”同样是反科学人士所惯用的一顶帽子，例如神创论者就经常指责进化论是“科学主义”，而一些热衷科普的名人（像卡尔?萨
根），也常常被称为“科学主义者”。
伪科学和反科学的宣扬者倒是有一个共同之处：都对科学持有舍我其谁的狂妄态度。伪科学人士往往以当代哥白尼、伽利略自居，自认为做出了无比重大的科学发现却受到科学界的压制。而反科学人士其实是以科学导师自居，自认为比广大科学工作者更懂科学，要引导科学的发展，认定科学发展已处于危机之中，或主张“用西方的人文来拯救西方的科学”（《吴国盛纵论科学与人文》），或认定“东方科学必将成为新科学革命的灵魂”（《东方科学与文明的复兴――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仿佛把自己当成了所处境界非常人所能及的高人，往往对别人的质疑、批评做出不屑状。但是常识告诉我们，自以为比谁都懂的天才，更可能其实是什么也不懂的妄人，在科学的问题上更是如此。
人人皆知科学是个或被认为是个好东西。就像一个名牌优质产品，也就容易出现冒牌货，把非科学的东西愣是说成科学，也就成了伪科学。伪科学的危害性在现在已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在人文学界中出现的名为反伪科学实为反科学的倾向。他们的理由颇为奇特，认为伪科学流行的原因是由于“民众普遍的热爱科学、迷信科学”、“各种非科学拉科学之大旗作虎皮，各种广告以‘科学配方’为广告词”（吴国盛《我为什么要反科学？》），“种种‘伪科学’正是利用‘唯科学’的心理，偷偷入驻人们的信仰世界”（王晓渔《“科学神话”的终结――兼为吴国盛教授一辩》），因此他们要破除“科学神话”，“降低科学的神性，使科学展现其世俗的面目”（刘华杰《科学传播要“降神”》）。换句话说，就是要让民众认识到科学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好，因此也就不会轻信伪科学。这种理由，就好比要打击冒牌货，不是告诉消费者如何分辨真伪，而是揭露名牌产品的缺点，让消费者对名牌产品也提高警惕，甚至指责名牌把产品做得太好，导致消费者相信名牌，刺激了冒牌。现实生活中恐怕没有用如此高招打击伪劣产品的执法人员，却偏偏有这样的反伪科学高人。泼洗澡水连小孩也泼出去，正是这种人的写照。
伪科学是把非科学的东西当科学，反科学则是声称要让人认清科学的实质，反对科学的全部或其中的某一方面。这二者都涉及到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科学？本来，对科学这种异常复杂的事物，难以下一个公认的简明定义，因此在学术界中出现种种有关科学本质的学说，是很正常的。但是在伪科学、反科学人士看来，科学却因此成了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东西，谁也无法判断什么是科学，人人可以另搞一套“科学”了，因此也就成了其宣扬伪科学、反科学的借口。事实上，对一个事物，没有公认的定义不等于就没有公认的判断标准。比如学术界对“什么是人”也有种种不同的看法，至今也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因此无法分辨人和其他动物了。我们对“什么是人”有一种很好的直觉，同样，一个受过良好的科学训练、有较高的科学素质的人，对“什么是科学”也会有一种很好的直觉，科学教育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在潜移默化中形成这种直觉，尽管其判断标准未必有成文规定，甚至未必有直接的明示。因此，一般来说，广大科学工作者最有能力分辨科学与伪科学、科学与反科学。某些自称在从事“科学传播”的人文学者却自以为比广大科学工作者更懂科学，公开把科学工作者列为“敌占区”，视为其教育、指导对象，这正是反科学的一个表现。
科学界在判断何为科学时，是有公认的标准的，被广大科学工作者所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着。其中最主要的是逻辑的标准和实证的（或者说经验的）标准，因此也可以简单地把科学说成是逻辑加实证。从逻辑上看，科学理论必须是自恰的，不能前后自相矛盾；必须是简明的，不能包含不必要的假设和条件，也就是符合“奥卡姆剃刀”的原则；必须是可被否证的（或者说可被证伪的），不能在任何条件下都永远正确、不能有任何的修正；必须是有清楚界定的应用范畴的，
只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一定的领域中能够适用，而不是万能的。从经验上看，科学理论必须有可以用实验或观察加以检验的预测，而不是只是空想；必须在实际上已有了被证实的预测，不能只被否证，而从未被证实过；检验的结果必须是可以独立重复出来的；必须有一定的标准辨别数据的真实与否（例如辨别正常现象、异常现象、系统误差、偶然误差），不能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解释检验结果。
科学是一种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因此一个理论即使符合了逻辑和实证的标准，也未必会被科学界接受，而还要从社会学和历史的角度看它是否有效、有用。从社会学上看，一个科学理论必须能够解决已知的问题，否则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必须提出可以进一步研究的新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模型，也就是说，它还必须能够做出可检验的预测，否则也没有用处；对新提出的概念必须做出切实可行的定义，而不是一些子虚乌有的、对解决问题没有任何帮助的伪概念。从历史上看，一个科学理论必须能够解释已被旧理论解释的所有的数据，也就是说，不能只挑选对自有利的数据做解释，而无视不利的数据；必须能够跟其他有效的平行理论相互兼容，而不能无视他理论的存在，自成一统，甚至惟我独尊，要把一切科学理论全部推倒从来。
科学精神就体现在这些标准之中：探索、怀疑、实证、理性，以及继承与批判，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一个主张之所以被认为是伪科学，就是因为忽视、违背了这些标准中的某一个方面。特别是，强调了探索、怀疑，却忽视了实证、理性，强调了批判，却忽视了继承，在伪科学宣扬者中最为常见。
科学的威力也体现在这些标准之中。它们使得科学超越了国界，超越了种族、文化界限，而为全人类所共有。它们使得科学具有自我完善能力，持续地进步，从而成为我们认识世界最好的方法。一个主张之所以被认为是反科学，就是因为歪曲、分离、否认这些标准中的某一个方面，从而试图弱化、矮化、妖魔化科学，限制科学的威力，减少科学的影响，降低科学的作用，甚至反对弘扬科学精神，声称“正象不能把‘科学’做为一种修辞，‘科学精神’也不意味着价值评判。科学精神不一定都是好东西。”（吴国盛《科学与人文的对话――在北大哲学文化节开幕式上的发言》）
在理论上，反科学的一个表现是“文化相对主义”。他们把科学当成了一种纯粹的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把科学研究当成是和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什么区别的普通社会活动，把科学知识当成是主观的“社会建构”，否认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其极端者认为科学和迷信没有本质区别，在对世界的解释方面没有高低、真假之分，把科学当迷信，或把迷信当科学，把公众对科学的信任丑化为“迷信科学”（田松《科学的迷信与迷信的科学》），甚至把科学当成帝国主义、西方文化侵略、大男子主义的产物加以批判（田松2003年11月8日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演讲《科学的形象》）。这种主张无视科学的逻辑和实证标准，而正是这两个标准，使得主观的社会活动可以获得客观的结果，使得科学知识具有了客观性和普适意义，而并非只是某种主观的文化产物，从而也使科学成了战胜迷信、消除愚昧的强大武器。反科学人士试图否认科学的客观性，实际上是在为迷信和愚昧大开方便之门。
在实践上，反科学者主张限制科学研究，号称“科学是一把双刃剑”，要人们警惕“科学的负面作用”，宣称“科学有禁区”。毫无疑问，科学研究应该有管理规则，以免带来意外的后果，对技术应用应该有管理，防止出现弊端，这是各国一直在做的。但是反科学者有意无意地混淆了整体的科学活动和具体的某项科学研究的区别，科学探索和技术应用的区别，把某项科研活动违反纪律、规则，把某项技术的误用、滥用，统统当成了科学之罪。科学研究揭示的是真理，而真理本身其实是无所谓好坏、利弊的。在应用科学成果时才需要权衡利弊。但是反科学者所希望的并不只是防止坏结果的管理，不是“研究有规则”、“技术有禁忌”，而是“科学有禁区”试图划定禁区全面禁止，“不管好坏，我们都不用它”（吴国盛《科技有禁区》）。现代科学的发展史已充分说明了，科学界有自我管理、完善的能力，任何外来的干预，任何为科学划定禁区的企图，不管是来自宗教界、政界、人文学界或“公众群体”，都只能产生阻碍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恶劣后果。
正如伪科学人士决不承认自己是在从事伪科学一样，反科学人士也很少承认自己是反科学，而往往宣称自己是反“科学主义”。“科学主义”一词大约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一开始就是做为一个强加给对方的标签出现的。例如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在十九世纪末主张人文学（指法律、艺术、历史和宗教）的研究方法与科学方法不同，人文学应该“主观”，与科学的“客观”相对，并批评那种试图将科学方法应用于人文学研究的思想为科学主义。也许有一些科学家明里暗里有
这种企图，这并非就不可取，更没有什么可怕的。毕竟，科学方法是人类已知的发现客观真理的最可靠的方法，试图推广到其他领域，并非大逆不道，失败了没什么害处，成功了却可以开辟出一块全新的研究天地。传统上被认为与科学无缘的一些领域，例如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乃至宗教学，现在不就在广泛地使用科学方法吗？
当然，反科学人士所反的“科学主义”并不限于这种特定的形式，也并非针对那些用于开拓新研究领域的少数先驱者。在他们看来，“中国人近一百年来建立的最牢固的意识形态之一就是科学主义”（吴国盛《我为什么要反科学？》），“科学主义……长期以来，已经成为主流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每个人在成长之中所接受的背景知识的一部分。”、“科学主义是我们的缺省配置”（《对科学文化的若干认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学术宣言》），也就是
说，除了他们几个先知先觉者，几乎人人都有“科学主义”的观点。那么这种人皆有的科学主义是什么呢？“科学主义，也就是民众普遍的热爱科学、迷信科学”（吴国盛《我为什么要反科学？》），“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真理，是正确的乃至唯一正确的知识，相信科学知识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并试图以科学的知识模式延伸到一切人类文化之中。”“把科学等同于绝对的客观真理”（《对科学文化的若干认识――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学术宣言》），“它是对科技的盲目崇拜”、“它与科技乐观论及科技万能论有着紧密的关联”（肖显静《反科学主义不等于反科学》）。也就是说，他们所反的“科学主义”，实际上是“科学唯一正确论”、“科学至高无上论”、“科学万能论”。
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几个如此多情的“科学主义者”，至少“民众”并不普遍具有这样的“科学主义”观点，否则无法解释何以宗教、迷信仍然那么流行，在一般人当中，在科学真理之外还是有别的真理的，例如哲学、宗教的真理；也不会认为科学是万能的，神仙、佛祖、上帝才会被认为是万能的。即使反科学人士所特指的那些“科学主义者”，也并不持有那样的极端、绝对的观点，不过是因为对科学的看法与他们不同，认为科学知识是客观的（这不等于说科学是唯一的客观真理），科学知识的作用是巨大的（这不等于说科学是万能的），不该为科学探索设置禁区（这不等于说科学研究可以不遵循规则，技术应用可以肆无忌惮），或者无非是热衷于传播科学、揭露伪科学而已。可见所谓“科学主义”，其实是反科学人士为了丑化论敌而树立的一个稻草人，为了掩盖其反科学的真实目的而已。在国外，“科学主义”同样是反科学人士所惯用的一顶帽子，例如神创论者就经常指责进化论是“科学主义”，而一些热衷科普的名人（像卡尔?萨
根），也常常被称为“科学主义者”。
伪科学和反科学的宣扬者倒是有一个共同之处：都对科学持有舍我其谁的狂妄态度。伪科学人士往往以当代哥白尼、伽利略自居，自认为做出了无比重大的科学发现却受到科学界的压制。而反科学人士其实是以科学导师自居，自认为比广大科学工作者更懂科学，要引导科学的发展，认定科学发展已处于危机之中，或主张“用西方的人文来拯救西方的科学”（《吴国盛纵论科学与人文》），或认定“东方科学必将成为新科学革命的灵魂”（《东方科学与文明的复兴――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仿佛把自己当成了所处境界非常人所能及的高人，往往对别人的质疑、批评做出不屑状。但是常识告诉我们，自以为比谁都懂的天才，更可能其实是什么也不懂的妄人，在科学的问题上更是如此。
（在中国无神论学会2003年学术年会上的发言）
2003.4.20.
2003.11.26.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