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都知道，从现代科学诞生之日起，宗教就是反对科学的主要势力，直到现在，宗教仍然是妨碍科学进步和普及的重要因素。但是较少有人知道的是，在人文领域，也一直存在着反科学思潮。18－19世纪之交的浪漫主义诗人，例如英国诗人布莱克、德国诗人歌德，就都猛烈抨击科学消除了人的个性，甚至骂现代科学的创建者之一牛顿为魔鬼。20世纪西方反科学思潮则始自现代派思潮中的非理性主义流派，包括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现在在西方思想界流行的则是后现代派的社会建构主义和解构主义。
目前在中国知识界也颇为流行，并引起了科普界关注（例如，最近中国科协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举行会议专门讨论中国现在的反科学思潮）的反科学思潮，就是照搬西方后现代派那一套。他们在理论上宣扬文化相对主义，把科学研究当成是和其他社会活动没有什么区别的普通社会活动，宣称科学并不能反映客观实在，而只是一种“社会建构”。在他们看来，所谓科学事实，不过是科学家们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特定的文化中达成的一整套主观的共识，并不具有客观性。科学不过是一种“对话”方式，与其他“对话”方式（宗教、迷信、直觉等等）相比，并无高低、真伪之分，甚至还有所不如。他们甚至把科学当成帝国主义、西方文化侵略、大男子主义的产物加以批判，而要另搞“东方科学”、“女性主义科学”。在实践上，他们主张限制科学研究，把人们对技术的误用、滥用当成科学本身的过错，要人们注意“科学是一把双刃剑”，警惕“科学的负面作用”，试图对科学研究设置禁区。
所有这些主张，不过是拾西方后现代的牙惠，并无任何独创之处，而且在西方学术界也早已被驳得体无完肤，被斥为“高级迷信”、“思想欺诈”（这是近年来美国出版的两部批判反科学思潮的代表作的书名）。中国反科学主义者所做的，不过是通过翻译和介绍，把这些“思想骗子”发明的“高级迷信”引入中国。但是在实际做法上，却表现得颇有中国特色。虽然宣扬的是在西方被公认为反科学的主张，却不敢承认，辩解说自己并不反科学，而是反对“科学主义”。按他们的解释，科学主义是指把科学当成唯一而且绝对的真理，试图把科学延伸到一切人类文化之中，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主义，被他们当成典型的科学主义者的人也没有一个对科学抱着这样的看法。所以，所谓反对科学主义，其实是反科学的一个借口。他们的另一个借口是反对伪科学。据说伪科学之所以在中国横行，是因为“民众普遍的热爱科学、迷信科学”，因此他们要告诉民众科学并不那么可爱，不值得相信，这样才会杜绝伪科学。这就好比说他们攻击某个名牌产品，厂家要找他们算帐，他们辩解说：我不是在攻击名牌产品，
是在攻击伪劣假冒产品，让消费者知道名牌产品没有那么好，伪劣假冒产品当然就没有了市场。
因此，中国的反科学主义者要比他们的祖师爷更善于乔装打扮自己，他们在中国打着的是“科学普及”、“让公众理解科学”、“科学文化”、“科学传播”的招牌，并借此混饭吃，虽然其所作所为，实在对不起其饭碗。西方后现代反科学主义者是比较纯粹的学者，其影响限于学术小圈子，在主流媒体上鲜见其声音，对政府科技决策和公众几乎毫无影响。连驳斥他们的科学家也承认，阻碍西方国家科学进步的主要因素是宗教和社会团体中的反科学势力，而不是人文学界的反科学思潮，之所以要批他们，是为了防患于未然。但是中国的反科学主义者既然被当成了“科学普及”、“科学传播”的专家、权威，也就掌握了一定的公共话语权，在电视上对话、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成了他们从事“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式，对科技决策、对公众都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他们的主张已被许多人稀里糊涂地接受，甚至科技界的领导、理工大学的校长在报告、文章中也引用其观点，误以为代表着先进思想。
所以这已经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了。中国科技要健康地发展，科教兴国的目标要能够实现，不仅要消灭伪科学、惩处假科学（弄虚作假），也要防范反科学，特别是这种戴着面具的反科学。它们在中国所能造成的危害，要比在西方国家严重得多。中国的科学现状还没有奢侈到经受得起“反”的地步。
2003.12.10.
（原载《环球》半月刊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