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神论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也是一切近现代科学思想的理论基石。”[1]无神论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但是，部分当代青年对无神论知之甚少，有的甚至一无所知，以至被“法轮功”等邪教所迷惑。这一现实警示我们，重视与加强当代青年的无神论教育已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
一、无神论与有神论
什么是无神论？最通俗最简明的说法就是“不信鬼、不信神、不信邪”。从理论上说，无神论是一种宇宙观，它认为宇宙间一切都起源于物质，人是物质长期演化的产物，人类社会是物质世界的特殊形式。它反映了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是被人类实践反复证明的真理。它否认超自然的神灵和来世生活的存在，反对宗教神学和鬼神迷信。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是无神论思想发展的科学形态，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抵制和反对各种神秘主义和迷信的锐利思想武器。相信无神论，人们就有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道理，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思想条件。
有神论是以崇拜神灵、信鬼神为主要特征的客观唯心主义。但有神论中的宗教与邪教是明显不同的；宗教虽信神灵、上帝，但在信仰者的思想观念中，这些“至上”通常是远离他们的，而邪教的教主就是其追随者身边的“神灵”；宗教组织是合法的，而邪教组织却是非法的、反动的；宗教有高尚而善良的精神追求，而邪教却有反科学、反社会、反人类的低级、愚昧、颓废的行为表现。低级形态有神论的重要特点是，假借科学的旗号，打着宗教的招牌，歪曲科学的成果和宗教教义，或者利用科学手段为其张目。邪教就是低级形态的有神论。
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无神论与有神论的斗争就十分激烈，虽然形式不断变换，斗争一直没有止息过，并将持续下去。在中国，无神论与有神论的斗争亦如此，并具有长期性、易变性、深刻性和科学性的思想特征。历史与现实都表明：无神论代替有神论，唯物论代替唯心论，是人类的一个复杂漫长的实践与认识过程，对此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
近年来，封建迷信再度泛滥，日益猖獗，大有“喧宾夺主”之势。“主神教”、“法轮功”“奥姆真理教”、“人民圣殿教”、“大卫教”等国内外邪教，大都披着“宗教”、“科学”的外衣，猖行于世，毒害人民坑害社会，这是低级形态的有神论在现代的突出表现。迷信与邪教已对当代青年造成很严重的危害。我国明令取缔并严厉打击“法轮功”等邪教，确是英明之举。但由于无神论与有神论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我们在取得决定性胜利之时，切不可掉以轻心。
二、少数青年相信迷信和邪教的表现形式、特点、后果与原因
1、表现形式
（1）、相信迷信。这可从以下调查结果中看出：中国科协1992年的调查，“越是年轻人，越相信‘看相算命’”[2]、中国科协1999年1月的调查，“青年迷信的比例有增加趋势”[3]、某高校1998年10月的调查，“有2%的大学生‘非常相信算命’，有3%的大学生‘有点相信算命’。”[4]另据《中国教育报》2000年2月16日报道，“在四川省绵阳市七曲山大庙，春节过后来此求神拜佛的人络绎不绝，中小学生占很大比例。”在现实中，相信迷信的农村青年；结婚前要测八字，生孩子要算男女，盖新房和替老人选坟要看风水；相信迷信的城镇青年：出远门要择吉日，遇病逢灾、升学求仕、祁福招财要烧香拜佛。相信迷信的干部青年：“官运亨通”要求神保佑，提拔下属要“算上一卦”，装电话、用小车牌号的尾数要“8”，等等。
（2）、相信伪气功和伪科学。走火入魔地“苦练”所谓的功夫、热衷于“祛病强身”的魔法、追求奇功异效、不辨真假盲目效仿，等等。
（3）、直接参与迷信和邪教活动。这些青年相信迷信或邪教已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或只是“算算命”，而是表现在行动上，直接参与有关活动。有些青年还充当骨干，甚至是为首者、组织者。
2、基本特点
（1）、平均素质低下。这些青年中的绝大多数的文化程度不高，有的甚至是文盲或科盲，从而都变成愚昧的“现代傻子”。邪教头目或伪科学事件制造者的综合素质也都很低。如：1924年成立的“一贯道”道首张光璧（地痞）；80年代的“大自然中心功”功主张香玉（小学文化）、“第一超人”张宝胜（普通工人）；90年代的“主神教”教主刘家国（农民）、吉林“佛子”张小平（小学文化）、“算命大仙”张世民（无业游民）、“‘水变油’的发明家”王洪成（普通工人）、“邱氏鼠药发明者”邱满屯（农民）、“法轮功”总头目李洪志（初中文化）、“神医”胡万林（小学文化）等人，均未受过较高层次的教育，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良好素质，更不可能有什么哲学思维和哲学体系。
（2）、作用显著。邪教头目大多在青年时代就参与迷信或邪教活动，进而演变为主要组织者。如：1998年被判处死刑的湖南邪教组织“主神教”教主刘家国，1993年成为该教教主时年仅28岁；“轮法功”邪教总头目李洪志1991年5月“出山”时39岁。
（3）、痴迷度高。青年的可塑性虽然比较大，但一旦被迷信透惑，就极易认“死理”，钻“牛角尖”，尤其是具有高学历的知识青年。因此，他们相信迷信或邪教的痴迷度往往很高。如，25岁的西北大学物理系毕业生穆林，因痴迷“法轮功”，而有病坚决拒绝就医吃药，最终走上不归路，可见其受害之深[5]；清华大学一名博士生（党员），误入“法轮功”邪教，经过学校党组织的多次帮助仍执迷不悟，反复多次，直到1999年12月才彻底醒悟[6]；内蒙古农业大学三名原练习“法轮功”的学生，2000年寒假仍须学校派专人陪同回家、返校，怕其反复；内蒙古大学一名重点帮教对象，学校各方面人士找其谈话60余次，直到2000年春节前才表态不再修炼“法轮功”[7]。长春中医学院学生中“非常痴迷，经常出现反复的”“法轮功”练习者有12人，虽经党委的不懈帮教得到转化，但其痴迷度之高却是显见的[8]。
（4）、极易上当受骗，且不能自醒。尤其是容易被打着“弘扬祖国传统文化”和“科学”旗号的行为所迷惑。如，一些青年不相信“瞎子算命”，却在“计算机‘科学’算命”、“《周易》算命”、“祖传秘方治病”面前，显得昏昏然不能自主。
（5）、比例不高，而影响较大。以“法轮功”练习者为例，青年所占比例虽小，青年共产党员和青年高级知识分子更是极少数，但不能低估其在青年内部的影响。
（6）、学历、职务、身份不是迷信与否的天然界限。过去相信迷信和邪教的是那些没有文化的妇女以及不懂科学愚昧无知的人，如今具有高学历、高职务或显赫身份的人亦与其为伍。如，在“法轮功”青年练习者中，不乏博士、硕士、大学教授、科技人员、哲学专家、领导干部、共产党员、警察等。
3、严重后果
参与迷信和邪教活动，对当代青年造成的最大危害是产生了精神鸦片的作用，使他们逐渐上瘾，进而被别有用心的人控制思想和精神，心灵受到严重腐蚀和毒害，或变成精神病患者，或自杀自残，从而毁了自己害了别人，扰乱社会秩序，阻碍社会的发展进程。如，在国家公安部首批公布的因修炼“法轮功”致病、致残、致死的16个案例中，40岁以下的6例，占37.5%[9]；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一名“硕、博连读生”修炼“法轮功”精神被控制，最终得了精神病，断送了美好前程[10]；河北省承德市18岁中学生李某，因练“法轮功”走火入魔不能自己，将亲生父母杀死[11]；1999年12月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河北省任丘市一名33岁的“法轮功”青年练习者在11月26日“竟残杀亲生父母”；《广州日报》2000年2月18日报道，广东一22岁的“法轮功”练习者砍杀“五保户”，等等。
4、主要原因
（1）、历史原因。我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国家，人们的封建迷信心理根深蒂固，封建迷信的社会土壤深厚。由于长期以来反封建迷信的局限性，导致对其打而不死，一遇适宜的气候便会沉渣泛起，再度泛滥，残酷地侵蚀青年的思想。某些具有封建色彩的传统文化背景对青年的影响也很大。
（2）、现实原因。
①、外部影响。如，现阶段存在的封建迷信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土壤、传统儒家文化与农耕文明孕育的轻视科学、注重经验、迷信传统的社会心态，人们对社会变革的利益大调整的不适应而产生的心理躁动和恐惧，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一些人的信仰发生严重倾斜等，都对青年形成较大的心理压力。有些青年承受不了，就选择逃避的方式，偏离了人生轨道。
②、公民的平均素质水平不高所带来的负效应。中国科普研究所1998年底的调查数据表明：“我国公众达到基本科学素养水平的比例仅为0.2%”[13]；天津市1999年6月的中小学科学素养调查也表明，“目前我国中小学生的科学素养情况不容乐观”[14]。素质水平不高的青年往往易与愚昧为伍。
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一度时期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抓得不是很紧，放松了对青年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的教育”[15]，对迷信和邪教活动打击不力，有些地方和单位甚至不反对、不制止、不斗争，刻意回避，听之任之、放任不管，有的单位领导放弃原则，丢掉信仰，不仅参与其中，还为迷信和邪教提供活动条件，推波助澜，使一些青年从中得到强烈的心理暗示，产生错觉而误入歧途。
④、青年问题日益社会化。青年大规模的流动，根本改变了青年的分布状况。低学历、低素质的农村青年大量涌入城市，从事非农业生产、而城市青年日益增多地从原单位剥离开来，频繁流动，传统意义上的青年群体开始分化，新的青年群体逐步形成。尤其是游离于组织之外的“边缘青年”的急剧增多，而相应的教育管理机制和体系却没有形成，使青年工作无法到位，存在明显的“死角”。青年问题日益社会化，也日益复杂化。在这种情态下，青年容易出轨。
⑤、科学的局限性。由于现阶段自然科学的不完善，存在科学的有限性与客观世界的无限性的矛盾，对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些自然现象尚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为有神论者利用科学之谜去兜售自己的货色、伪科学兴风作浪留了空间，使一些青年陷入泥潭不能自拔。
（3）、自身原因。
①、没有确立正确的理想信念。精神空虚，错误地认为信仰可以具有多重性；因此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认识现实社会中的矛盾与问题，在关键时刻信念发生动摇，思想迷茫，难以把握个人的行为走向。正如中科院院士王选教授1999年7月23日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一些年轻人却发生了信仰危机，到封建迷信中寻求精神寄托。”
②、没有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世界观是一个根本问题。青年人如果没有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就不可能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就不可能有崇高的信仰和精神境界，而只能甘与鄙俗作伴。
③、整体文化层次低，平均素质差。一些青年是文盲，连起码的科学常识都不懂，更谈不上有科学精神。有的青年个性孤僻古怪，性格偏执，缺乏理性思辨、分析能力与人际沟通能力，对社会现状和日常生活存有偏见，以致上当受骗还不知其由。有的青年虽有文化，但不同程度存在着专业知识强，而宏观认识社会与把握人生的能力弱，专业面过窄，知识体系有缺陷，或者是“科盲”等问题，易被诱惑。
④、观念差异所致。随着社会的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物质生活方式发生急剧的变化，但有些青年这方面的变化滞后于时代发展的速度，同辈间存在明显差异，在个人生活中又遇到一些一时难以解决的困难，加上不能正确看待社会腐败及产生的原因，困惑显著增加，精神慰藉跟不上，使心理失去平衡，陷入消极悲观厌世的状态之中，从而置身于迷信和邪教中寻求新的精神寄托和所谓的解脱。
⑤、不注意学习，自我封闭。一些青年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新闻联播，自我封闭，只埋头做事，不问时政，信息不灵，孤陋寡闻，特别是放松政治理论的学习，丧失了政治敏锐性和政治辨别力，看不清迷信的荒谬与邪教的反动政治本质，被其假象所迷惑而参与其中。
⑥、负面榜样的作用。中国科普研究所郭正谊研究员曾在发表在1999年7月13日《光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领导干部和老百姓去庙宇中抢头香；县长到算命培训班给学算命的讲如何算命；市长请来算命先生做贴身顾问；戎马一生的老革命家请来神汉作法驱魔；大城市的干部坐小轿车去请教穷乡僻壤的巫婆。”1999年中国科协的调查也表明，“乡镇各级领导、党员，完全不相信算命的均不到一半，表示算过或准备尝试的分别达到45%和50%。”[16]应当承认，这种“榜样”作用，对青年来说是巨大的。
⑦、显现“同伴效应”。高学历青年与低学历青年的相互影响。青年党员干部与一般青年的互相暗示、参照，脾气、性格及兴趣、爱好的相投，经历上的“同病相怜”，特殊际遇的相似性，都会引起情感共呜与心理认同，遂产生显著的同伴效应。
⑧、成长期的不成熟性。青年有许多优点，但毕竟处于成长期，还存在特有的不成熟性，如，阅历不深，社会经验不足，看问题缺乏总体性，容易偏听偏信；心理脆弱；易情绪化、极端化；才气与娇气、骄气并存；有时缺乏主见等。这些明显的弱点，使有些青年往往在关键时刻难以把握自己。
三、加强对当代青年的科学无神论教育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必须重视与加强对当代青年的无神论教育。
1、加强和改进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
这是加强对青年无神论教育的前提。1982年党中央就曾发出专门文件，其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应当坚持不懈地宣传无神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唯心论（包括有神论），向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包括无神论）的教育……。”[17]1999年7月19日，党中央在《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中指出，“使广大党员普遍受到一次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教育”。正是由于党中央的历来重视，才避免一次又一次的精神灾难。但一旦放松教育或教育不力，便引来严重的教训。这也告诉我们，我们的学校教育包括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也还存在应当反思的地方。突出的一点是，在方式方法和内容上不适应当前社会的需要。教育时紧时松，缺乏“坚持不懈”，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不够，对各种错误思潮批判不力，总体教育效果不理想。
如何加强和改进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首先，必须从现在起更加重视，全党全社会都来做这件事，尽快建立和完善适应现阶段的青年工作机制与体系，形成和谐的社会氛围。其次，要从青年的实际出发，重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信念历来具有排它性。我们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青年，构筑青年的精神支柱，使他们确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不给迷信、邪教留下空间。第三，要注意教育的创新性、广泛性、群众性、深入性、针对性、细致性，做到生动活泼、循序渐进、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入脑入心。尤其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青年的工作、生活、思想、要求结合起来，有的放失地研究新情况，掌握新规律，解决新问题。第四，要找准切入点。比如，可以利用“法轮功”这个反面教材，引导青年进行自我教育，使他们懂得没有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就会迷失自我。只要做到思想重视、工作切实、教育深入、方法得当，青年肯定会受益。正如一位经过四级党员耐心帮教而迷途知返的西南石油学院的女博士生（党员）所表示的，“这次的确是党把我从迷途中挽救回来”，“我一定要加强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地跟党走。”[18]
2、加强科学教育，弘扬科学精神
江泽民总书记1999年12月15日在致全国科普工作会议的信中指出，“用唯物史观和科学思想武装全党，在广大群众中普及科学知识，要坚持不懈地抓下去。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可以引导人们奋发图强、积极向上，促进人们牢固地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促进人们实事求是地创造性地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这就给我们的科学教育指明了方向。科学教育重在科学知识的教育，而科学知识是科学方法形成的基础，科学方法是人们从盲目走向理性，从愚昧走向文明的必由之路。科学方法又是一种理性思维方式，不盲从，不迷信，不丧失自我是其主要特征。我们要采用青年易于接受和喜闻乐见的形式、通过教育、培训、讲座、展览、阅读、视听、娱乐等多种途径，把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传播到青年中去，要让广大青年尤其是农村青年、城镇中下层青年、“边缘青年”了解科学常识，懂得宇宙起源、人类进化、灾害形成、养生保健等科学道理，真正明白科技与财富、幸福、健康之间的关系，使青年树立科学的自然观和宇宙观，建立起科学文明、积极向上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并在青年中大力提倡科学精神，使青年学会和掌握科学方法，增强法制观念，提高有效抵御蛊惑、破除迷信、辨析科学真伪的能力。科学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取得成效的关键在于“坚持不懈”。
3、倡导自立自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
人的世界观不是与生俱来的，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也是后天人生实践的产物。当代青年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接受何种主义，确立何种理想、信念，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是无神论还是有神论，对一生的命运将产生重大影响。掌握命运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青年们应坚信和实践国际歌中的这句唯物史观名言。
4、普遍要求与分层次教育相结合
由于当代青年的家庭环境、受教育程度、职业、身份的差异，他们的文化层次与思想认识水平是不同的，在无神论教育中，应区分不同对象和情况，注意层次性。在总体上有一个普遍要求，亦即成为一个无神论者，不相信迷信，不参与邪教活动；对一部分已是共产党员的青年，要求他们必须做到旗帜鲜明地反对有神论，同迷信和邪教作坚决斗争；同时对一部分青年还应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即坚定的共产党人的要求，这样才能提升当代青年的整体素质层次，保持当代青年在社会发展中的主力军地位。
5、加强学习，提高素质
文化程度的高低决定青年的科学素养的高低，科学素养的高低则决定了青年的社会行为的走向。矫正青年的社会行为走向，必须提高青年的科学文化水平。当代青年的科学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学习与提高的起点不同，我们不能强求“一律”。已经是青年且过了学校教育期的，应通过各种方式加强自我学习，或者叫自我“充电”，社会要提供必要条件。还在接受学校教育的青年，应珍惜学校教育的机会，发奋学习，提高科学文化水平，进而提高科学素养。从这个角度看，为防止恶性循环，“从小抓起”显得特别重要。
6、自我教育，自我完善
青年学习、接受能力较强，应利用自己的优势，注重自我教育。这可以通过自我反思、相互对比、同伴观照、学习物理学家何祚庥、科普专家郭正谊、经济学家于光远、理论家龚育之、作家司马南等与伪科学英勇斗争的精神、方法等途径，重新认识自己、完善自我，达到自我教育目的。
(作者：安徽师范大学，叶松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