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青少年中开展科学无神论教育，是一个很大的题目，现在有机会与各位老师合作一起讨论和研究，给我们增加了做好这个题目的信心，精神上的压力也减轻了不少。我想，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一定会很好地实现这次课题要求的目标。
教育是育人树人塑造人的，是关系人的一生命运的大事，也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大学问，我是完全的外行，在这方面没有发言权。我的优势是年龄大，受教育的时间长，我就作为一个受教育者的身份，先作些回忆。
我生在山东半岛黄海之滨的一个贫困落后而又闭塞的小农村。但那时受到村民普遍尊重的，不是富有，也不是权力，而是另外两种人：老师和医生。医生之所以受到尊重，是因为他的工作系乎人们的健康以至生死，所以在尊重之余，也带有若干畏惧；老师之所以受到尊重，是因为人们把自己一家的未来和子女的前途寄托到了育人树人者身上。这也是整个中国的传统，我们那里把“天地君亲师”就称作“五常”，老师的地位与天地、父母并列。在解放前，我们那儿就把供奉祖宗的祠堂腾出来办学，逝去的要为来者让路；周围村落中最好的房子不问就知，那就是学校。我个人的一生成长，以及每一个转折，都离不开老师的教诲和启发：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情况和遭遇不一，也都离不开学校和老师这一关系。对于影响我们此后生活的老师，总是念念不忘。
我对于老师的尊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我的眼里，他们还是现代文明的传播者和推动者。我读过私塾，老师教我识字，也教我做人，我是同样感激的；但那时教给的首先是做一个家庭中的人，宗法关系中的人，封建道德化了的人，因而也只能得到天圆地方、孔孟之道、与世隔绝、与时代隔绝的知识；而进入“洋学堂”，即近现代的学校，那就完全不同了。与我们这个课题有关的，是破除封建迷信，普及科学文明。
古代的事就不说了，在我记忆里，几乎时时事事都离不开禁忌和迷信；信命信八字，信鬼神，信狐狸黄鼠狼能作祟于人，信古树旧器会成精作怪。那时地方上为供养种种神祗修建的庙宇，除佛、道、基督教者之外，还有三官庙、城隍庙、山神庙、龙王庙、关帝庙、土地庙，以及其他一些说不出名字的庙宇来；其信奉神祗之多，大至上天诸帝和风云雨雷，下至院落墙角，无处不在，甚至做饭的地方还要供个灶王，厕所还有个娘娘主管。农村本来寂静少事，只要稍有异常，不管是生老病死还是风雨变化，都会有一套神话或鬼话被编造出来，所以神迹或奇迹，经常被创造出来，尽管大同小异，内容陈腐。我就是在这样挤满了鬼神的夹缝中长大起来的。鬼神太多了，司空见惯，人们似乎也不那么恭敬和畏惧了，但真正使我自觉，从思想上认识到这些鬼神观念之危害，必须加以清理的，就是我的学校老师。
那时候的学校，同时也是新文化的据点，是传播文明的中心。通过老师们的知识传授，打开了学生们一直处于禁闭的眼界；老师们组织的种种具有现代化意识的文化活动，提高了学生们独立的创造能力。尽管课程很多，活动也不少，但就内容而言，学校给我们的可以归结为科学与知识二大类：科学和科学精神，扩大了宇宙观念，激发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历史知识和地理知识，则强化了对于人类和社会命运毕竟掌握在人自身手中的自信和责任。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对鬼神的存在和鬼神能够随意摆布人的命运，提出质疑，提出挑战。我曾亲自目睹了一群年轻人推倒神像的情景，威严的天神和狰狞的鬼物，一瞬间就显出了他们的原形：一堆废土朽木。到了解放前夕，在我们周边十多个村落中，已经见不到宗教建筑的影子。学生在学校受到新文化和新思想的教育和熏陶，回家就成了新文化和新思想的宣传员；对推动整个农村从旧的传统中缓慢而不可逆转地走出来，起了积极而又最直接的作用。|
当然，这不能说是学校孤立的作为，而是与社会整个进步和时局演变紧密相连的。我们通常都把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溯源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的两大口号就是那个时候提出来的；1921年产生共产党，1924年开始北伐，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最灿烂的一页。这都是大家熟知的常识。我这里想提及的是大家可能不大注意的两件事：
第一件，是反灵学运动。所谓“灵学”，是1918年和1919年分别在上海和北京由一批知识分子与少数官僚联合建立的一种降神通灵、企图用鬼神挽救世道人心为宗旨的组织，由此推动了封建主义会道门在全国泛滥，类似特异功能和“大师”崇拜的气功团体的出现。由于灵学的荒诞无稽，传播愚昧迷信，直接为复辟帝制服务，所以受到“五四”人物的普遍声讨，最后在北伐的扫荡中销声匿迹。
第二件，是非基督教运动和非宗教运动。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唐代，但到了近代，则变成了帝国主义侵华的文化工具，在中国大地上，与鸦片、大炮共舞，目标是把中国基督教化，变成“上帝”的世界。1922年，基督教系统用中、英文出版了《基督教占领中国》（译名《中华归主》）的大型调查报告，中国被作为“为基督征服世界”计划中的首选；同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决定在清华大学召开年会，标志着基督教直接进入了学校，以此为导火线，首先在上海成立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接着得到北京学者们的回应，扩大而为“非宗教大同盟”，并发表宣言和通电，抗议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清华大学开会，由此发展成为又一次全国性的学生运动。这个运动提出的明确口号是宗教与教育分离；反对教会学校强制进行宗教教育，诱惑和强迫学生信教和参加宗教仪式；谴责基督教背离科学，宣传迷信。一句话，认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宣教，不但是反科学的，而且是反民主的。这个运动也得到了中国基督教徒的广泛支持，他们提出的口号是，要中国的基督教，不要基督教的中国，主张自办教会，反对把中国教会变成外国教会的分支机构，受外国人的控制和支配。参与这次运动的学者，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大名单，著名的不但有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等共产党人，而且也有朱执信、吴稚晖、戴季陶等国民党人，还有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李璜、曾琦，被称为自由主义者的蔡元培、胡适，以及人们特别熟悉的梁启超、汪精卫等。这是思想文化界一个非常广泛的结盟，表达了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奴化中国的愤慨。这个运动到了1924年变成了要求把教育权收归国有的斗争，大家知道，这个目标直到解放后才得以完全实现。
我之所以特别追忆这段历史，一方面说明我的少年时代所处的学校，同时也担当着传播文明、破除迷信的使命，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是否还有参考价值，他方面则与最近见到一个光盘引起的感想有关。这个光盘是在地下流行的，全是为基督教占领中国作宣传。我是从学校中得到，说明它的宣教重点，就是学校。它讲了一大套历史，中心思想只有一个，那就是无神论最坏，中国的事全坏在无神论身上；中国的唯一出路，就是信神，而这个神是唯一的，只能是西方一神教的上帝。中国只要信了上帝，变成一神教的中国， 自然就会有了民主自由，有了平等公正。看了这个光盘，有点出乎意外，没有想到那几位中国文人会变成外国的传教士，而且堕落到这种程度。但是对于不甚了解中国历史和新文化经历的人来说，可能有一定的蛊惑性。
事实上，无神论不是共产党的独创。近代无神论是西方资产阶级反对宗教黑暗统治的产物，早在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就以战斗的无神论名载史册。中国无神论作为一个概念被沿用下来，首创者是胡适，要求有宣传无神论自由的是蔡元培。而无神论作为科学和民主的当然之义，为当时中国所有的先进分子所接受，成为民族民主革命共举的一面旗帜。共产党的无神论建立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上，它的世界观并不停留在无神论上，但它的无神论却是科学无神论的天然盟友。把无神论同共产党画等号，又把无神论同消灭宗教画等号，只是某些反共分子的谎言，他们力图通过这种谎言，挑动有神论者，尤其是教徒，对共产党起反感，疏离同共和国的关系。
其实，不论是“非基督教”还是“非宗教”，原是针对外国势力谋图基督教化中国而采取的应对措施，当然也是对盛行一时的宗教救国论所作的一种回答，作为一个纲领，从来没有得到共产党的理论支持；作为文化形态的基督教，陈独秀认为有许多优秀的东西值得中华文化借鉴。中华文化本质上并不排斥外来文化；中国的佛教就是泊来品，现在已是大家公认的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有些人把不接受洋教，当做中国的“民族主义”抨击，也就是让我们放弃“民族主义”去接受洋教。“民族主义”现在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字眼，但被某些人认为是中国唯一伟人，而且其所以成为伟人就在于他忠诚于基督教的孙中山先生，就把“民族主义”作为他的三民主义有机部分。孙先生的民族主义核心是民族平等，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以不平等待我之民族，对内主张各民族平等联合。对“民族主义”有各种解释。现在有人抨击我们为民族主义，实质在抨击我们的爱国主义，而我们知道，有的国家把他们的国家安全和防线已经推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包括我们的领土，在这样条件下要我们放弃爱国主义，这意味着什么，其实大家都明白。
马克思讲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诚然，这是一个重要判断，但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判断。共产党的宗教理论，以它的全部世界观为基础，服从和服务于它的整体路线和纲领，所以它从来不抽象地提出宗教问题和孤立的解决宗教问题。宗教作为纯粹的精神生活和思想认识问题，应该尊重个人的自主选择，所以共产党的政策始终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执政以后，又把宗教信仰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载到了共和国的宪法。当前有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为宗教作宣传的人，只是一味地攻击“鸦片烟”的论断，劝说共产党是如何地不应该与宗教作对，把广大教徒当做异己力量看待，以致造成一种假象，好像共产党当真是同宗教作对，不把教徒看成是自己的手足同胞一样。另一方面，又竭力为有神论评功摆好，只要信神，就比无神论好；因为信了神，有了神的管辖，人就不敢为恶，可以学好，所以信教的人，就都是道德高尚的人，而无神论者，天不怕地不怕，敢于为非作歹，所以就成了一批没有道德的卑劣小人。这类宣传不论动机如何，都起着挑拨离间的作用。
关于宗教宣传，现在最热门的还有一套“与时俱进”的说法，那就是，科学产生于宗教，西方之所以科学发达，是因为基督教为科学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中国没有科学，科学是传教士带给中国的；科学给人类带来危害，只有宗教才能避免和挽救科学的危害。如此等等，没有宗教，没有鬼神，尤其是没有外国的一神教，中国就非完蛋不成。当年灵学有一个代表性口号，叫做“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当代的宗教救国论者，呼喊的其实还是这个口号。
现在的时代与我生长的时代，有了根本的不同。我介绍我的青少年时代，只是为了回忆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大势及其与中国富强之路的关系，决不是鼓动人们也像新文化运动那样对待宗教和有神信仰群众，因为历史条件有了根本性变化。现在的问题是，曾经以科学无神论为现代文明思潮的某些文化人，特别是既不信神也不信教的某些有文化的学者，也把科学无神论当成了旧思想的标志，奉信仰和宣传宗教为最新时髦。这种思潮会造成一种社会氛围，起到宣教士所起不到的作用，潜移默化，对孩子们产生或明或暗的影响。但另一方面，近年来宗教发展的某些趋势，却越来越令人不安
。
我们不怕那些大言不惭想把中国宗教化的妄想，我们对我们的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念有充分的自信。现在担心的是它对某些青少年可能造成的实际危害。从全球范围看，宗教越来越变成政治斗争和聚敛财产的工具，由此挑起的宗教仇恨和宗教战争，可以说比比皆是；由此导致的人间惨剧，也不断有新闻报道。此中最大的牺牲者，是无辜的信徒，他们在各种各样神圣的名义下，做了人家的炮灰而不知所以。中国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在总体上也没有宗教仇视和宗教压迫。但现在有人想在中国挑动宗教仇视，制造宗教事端，以至利用宗教分裂国家，分裂人民，那势力尽管微不足道，但却不可掉以轻心。如果让我们的孩子也变成别有用心者的工具，问题就大了，我们的家长和老师就无法向这些孩子作出交待。信不信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自由权利。孩子还没有独立判断和选择的能力，不能容忍向他们灌输宗教观念，诱迫他们从事宗教活动，更不许诱迫他们参加宗教团体。信仰完全是个人意识形态上的事，宗教团体却是社会组织；参加社会组织及其组织的活动，就是社会行为，个人思想要接受到它的熏染，意志要受到它的制约，严重的就是被洗脑，被控制，被操作，尤其是地下宗教和某些新宗教。“法轮功”者的自焚和杀人，是不应该遗忘的教训。
我们提倡人的全面发展，要保障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有独立的人格，富于创造精神而又品德高尚，同人类进步和谐，求得自由幸福，并承担起社会责任，有所贡献；不希望他们从小就有屈辱的负罪感，匍匐于鬼神的恐吓，用乞求“神”的恩赐和福佑替代他们本来应该具有的自信、自强、自力。科学和文明早已显示，鬼神是不存在的。自称能够与神交通，自命是神的代言人的那些人，或宣布自己就是神，就是超人的人，不论用什么名字，一定要提高警惕。人格神之所以至今还能存在，有许多原因。我们不能忽视虔诚的信仰者，我们应该对这些虔诚者的信仰表示理解和尊重，但是，用神的名义愚弄他人，控制他人，敛财敛色敛命，历史上太多了，不可忽视，不能木然。
为了保护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孩子负责，学校拒绝邪教，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举措；我个人认为，不论从国家法律还是国家的教育方针来说，学校同样应该拒绝宗教，拒绝任何形式的宗教宣传和宗教团体的发展。我们这个调研课题，直接是为了防止邪教有可能在学校继续蔓延提出的，同时也是为了了解一下宗教，不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向学校渗透的情况，以及青少年可能受到的影响；对孩子们的喜好神奇和某些神秘主义观念，有些属于成长过程中的天性，则要具体分析。这样具体进行，老师们考虑的肯定比我周全，我这里提出几点建议，供老师们参考：
第一，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的权利，学校拒绝宗教，是保障这一权利实施的重要措施之一。我们不能依照某些宗教的需要，剥夺孩子们在成年后的独立选择权；也不能因此干涉孩子们家庭的信仰自由权。然而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之间，如何让青少年不受鬼神学说的侵犯，不为某种宗教的或邪教的组织所摆布，则是我们调研的一个重点。
第二，我们作这一课题的唯一目的，是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唯一的立足点，是让我们的下一代身心健康、积极向上地成长起来，这与家长的利益也完全一致。因此开展科学无神论教育，不应该脱离国家的整体教育和孩子们生长的阶段性。我们把科学无神论纳人世界观的整体教育，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应该继续多做这方面文章。但世界观的教育也不能脱离学校教育的整体和孩子生长的自然规律。在这方面，我们有教训值得吸取：教条八股，不但孩子们听了生厌，恐怕老师也不一定说服自己。我们决不走这样的路。现在是信息时代，孩子们可能接触到的世界，包括网络世界，丰富多彩，五花八门，正义与邪恶都有，扯谎与真实并行，商品广告与文化艺术共举，以致美丑难分，真伪难辨。一些人在庄严认真的工作，一些人在男盗女娼。教人学好的宗教团体和个人不能说没有，但也不能被某些人甜言蜜语催眠，随魔鬼起舞。这就是社会，是当今青少年不能逃避的社会现实。我们不能把孩子关起来，封闭起来，而是培养和引导他们如何正确看待和应对社会，如何辨别是非和善恶的能力，使他们既能保护自己，又能为推动社会进步做好准备。我们的科学无神论教育和宣传，就应该适应这样的社会条件和青少年状况去进行，去摸索。千万避免教条，避免起逆反作用。
第三，是一个长期任务，基本方式应该是潜移默化，日积月累，润地无声，让科学无神论贯彻在教学的每一个环节，学校的每一个角落，形成风气和氛围，造就学生形成自己世界观的有利环境，而不在于用多少课时，是否要开专门的课程。
第四，青少年的课外活动，也应该纳入我们调研的范围。希望朝阳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介绍经验，并能继续有计划有系统的进行些试验。
作者简介：钟科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