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成立几年来，在五一同志率领下，由三位新毕业的博士负责生产出来的第一个产品，令人高兴，令人欣慰。科学无神论是启明的事业，前途无量，因为它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适应科教兴国的迫切需要，要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艰难而坚实地一步步开路。
为什么对研究科学无神论稍有进展就沾沾自喜？现在就从一个侧面来讲讲。《吉米·卡特总统的回忆录》，记载了他在任期间与邓小平同志在一次宴会桌前的谈话，其中卡特 “很风趣地谈到了我孩提时代就很感兴趣的基督教传教士的传教计划，他（邓）不无勉强地承认也有些好的传教士到过中国，但是他又坚持说有许多传教士到中国去，只是要改变东方的生活方式，使之西方化——他极力反对恢复外国传教士传教计划，并说中国基督徒也同意他的看法。”
卡特这里所说的“传教计划”是什么，邓小平为什么“极力反对”？《回忆录》没有说明。但我知道确实有这么一个，说起来有上百年了，那就是在1894年的一次基督教国际会议上以美国基督教领袖约翰·穆德为首提出的“为基督征服世界”。1913年这个约翰·穆德在中国召集基督教各个差会的领导人开会，发起了“基督教占领中国运动”；其活动之一，是从1918年开始开展“对中国基督教现状和有关中国国情”的全面调研，1922年完成，并以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和《中华归主》英中两种文本出版。也就在1922年的4月初，他在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召开了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11次大会，旨在我国推动“基督教学生运动”和“普世教会运动”，控制我们民族发展的未来，由此触发了中国“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成立和全国性的“非基督教运动”的开展。这是继五四运动的又一次全国性的爱国主义运动。它的意义和影响也异常深远，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使这个占领中国的传教计划，彻底失败，一方面是教育权完全收归国有，一方面是中国基督教有了自己独立的教会，使外国势力插手我国教育和教会的事几乎成为不可能。中美建交，是外交史上的大事，凭借卡特在中国人心目中比较良好的印象，他向邓小平再次提出美国的基督教传教计划，并受到极力反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然而，“基督教占领中国运动”实际上已经成了美国对华的一项持久的战略，并没有因为总统的定期更迭而有根本性变化。早在卡特接任总统的福特任上，即1977年．美国在佛吉尼亚注册成立了“维真大学”（regen university），据这个大学自称，它的性质是“作为基督教思想和行动的世界中心”；“使命是将基督教教义与世界一流教育界合在一起——致力于将高质量教育与圣经教育结合在一起”；任务是“在世界范围”，培养“具备基督教思想武装的领导俊才”。简言之，这所大学的成立，完全是“为基督征服世界”培训骨干力量，特别是在各国一流教育界进行“思想和行动”的。它的规模，在公布这个信息的那年，“共有4000个本科生及硕士、博士生在佛吉尼亚校本部和网上在线学习。学生来自世界57个国家。在世界范围，约有10000毕业生正在各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它在中国的情况不明，但加拿大有个“维真学院”（Regent College）则与中国“一流的教育界”——包括“社会科学院界”的关系异常密切，几乎有关基督教研究和教学的新手，大都被派往这里培训，或“学习”过，只要问问有关的院校和研究机构，没有去过的可能非常稀罕。据这个学院的自我介绍，它“是一所国际性的基督教福音派神学教育、研究机构，位于加拿大卑诗省温哥华市早诗大学校园内。维真成立于1968年，除了训练神职人员，也为平信徒提供研究所程度的神学训练”。 “香港是继学院坐落在温哥华后，全世界第二多校友的城市。”如此说来，“维真学院”很可能是“维真大学”的范本，而香港则是它的第二个基地。维真学院的中国部主任加籍华裔神学家许志伟就是香港大学的兼职教授，他的神学著作获香港“道风学术奖”，更是中国大陆的常客。他被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四川大学聘为兼职教授，并专为“中国学术界基督教研究领域的新生代”主编了“维真基督教文化丛书”；他本人的著作《基督教神学思想导论》则由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作序。
一般认为，卡特当选总统有70年代的基督教复兴运动“耶稣运动”的背景，所以在他执政期间，将“人权”宣布为美国外交的基石，宗教自由被列为最重要的人权。它的意义，从蔡元培时代认定“宗教是违反人权的”可知，时空的演化令文明的尺度有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到了克林顿任总统时期，更颁布了《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直接了当地把宗教自由规定为美国对外关系的基石了。然而令人怪异的是，这个法案及其连带公布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同它的“人权报告”一样，对美国本国一律无效，是专为世界其他国家的立法。由此也可以知道这些法案和报告的虚伪性和欺诈性。按美国官方解释，“宗教自由”是美国的“建国之本，生存基础”，“最首要的自由”，从而把“为基督征服世界”的传教计划提高到美国得以生存和维护自身自由的高度，于是开动全部国家机器和组织各种非政府机构全力推行基督教的对外战略，到了空前的程度。
中国的宗教状况，在美国每期的《人权报告》和《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都是被泼污和攻击的对象。它的公共效用之一，是涂改宗教自由的内涵，制造混乱。这也像它的人权一样， “人权”高于“主权”，它的宗教自由，同样高于国家宪法和国家主权。这是美国之所以拒绝“人权”和“宗教自由”在其本国实行，而专用于其他国度的根本原因。但这对我们国内的影响却非同小可，那就是将宗教自由解读为宗教无政府主义或宗教世界主义，据此而诋毁和要求修改我国宪法之声屡有所闻，《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即使在有关当局似乎也置若无物。听说党的19号文件太“左”了，一些权威专家正在试图用什么“宗教观”取而代之。很多同志感到目前国内的宗教乱象很多但又说不清楚，要害之一，是让外国人的话语垄断把是非弄颠倒了。
里根当政时期，正值苏东瓦解，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那些原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东欧部分，都有历史久远的宗教传统，西方反共势力给与这些宗教以特定的政治涵义，起了一定的作用，由此引起一些政客和神学家的兴奋，似乎是宗教因素导致了这一历史性的巨变。所以有位“中国人”把里根描绘成将“上帝的公义”同“美国的国家安全”熔铸在一起，把“埋葬共产制度”当做上帝赋予的“历史使命”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以至当面劝告小布什总统也“帮助中国发生这种变化”，于是“基督教占领中国运动”，就直接转化成抹黑和颠覆人民政权的政治活动。——我们国家就称这类活动为“宗教渗透”。
中央对“宗教渗透”早有觉察。1990年4月，陈云同志给江泽民同志写信，略谓：
“最近看到几份有关宗教渗透日益严重，特别是在新形势下披着宗教外衣从事反革命活动日益猖獗的材料，深感不安。利用宗教，同我们争夺群众尤其是青年，历来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的一个惯用伎俩，也是某些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丢失政权的一个惨痛教训。现在是中央应该切切实实地抓一抓这件大事的时候了。在这方面务必使它不能成为新的不安定的因素。”
江泽民同志立即将此信批转中央其他几位领导同志阅看，并指出：
“陈云同志提出的问题很重要，确实需要引起各级党委和政府重视和警觉，千万不能麻痹大意，要及早采取有力措施，否则会酿成严重后果。”
然而为什么20多年来实际成效并不那么显著？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我这里只讲点认识上的问题：第一，人们对“宗教”的认识不一致，第二，人们对“宗教渗透”的认识也不一致。
在对于宗教的认识上，能够左右全国局面的观点大约有两种，一种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为代表，包括某些党政干部提倡利用宗教以巩固执政党之地位，以及海内外反体制的宗教势力宣扬宗教为西方文明和道德的载体，力主用宗教填补当代中国的“信仰危机”或“精神空白”。这二者看来立场相反，但思路高度一致，就是开放宗教，扶植宗教，把宗教当救命法宝样地供奉和粉饰。另一种是提出为“教徒群众”服务，鼓励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一心设想宗教和谐的蓝图，有意或无意地掩饰宗教矛盾和宗教冲突在全球的蔓延。于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也就被人为地与美国的《国际宗教自由法案》挂起钩来，似乎也是只承认信教有自由，没有不信教的自由；而且一旦“自由”，就可以目无国法，成为不可限制的权力；与此相应，无神论则被定为破坏社会稳定、反对宗教自由的“极左”思潮，多方打压，令人不知现在是什么时代，身在何方域中。
在这类属于认识领域的话语背后，实际存在一个极普通的逻辑问题，我认为应该澄清：那就是，“宗教”作为一个概念，在严肃的思想交流中存在歧义；“宗教渗透”作为一个判断，在执政党的成员之间存在不同的理解。
人所共知，我们国家法律上承认、保护和管理的宗教，一直是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这五个在国家注册的宗教团体。与这五个宗教有关的话语，多是积极、和谐、尊重、服务等，这无疑反映了这些宗教团体的历史和现实的真实一面；但在学术研究领域，往往并不限于这个范围，例如将民间信仰称作民间宗教，把会道门称作秘密宗教是常有的事，一度还发生过迷信与宗教有无区别的学术争论，然而这都没有发展成观念和政策性的对立。近几十年就不同了，譬如说，杨风岗多年以中国人民大学为基地经营和推销“宗教市场论”，将中国的宗教分为“三色”，把国家明令取缔的邪教、处于非法状态的各种教会，统统囊括在“宗教”这个概念里，从而鼓动它们与国家承认的“宗教”在同一个社会大市场中自由竞争，并且提出一个越强势，越排他，也就越能够壮大起来法则——这个“宗教”概念，与我们国家法定的就很不相同了，但同美国观察和裁决中国的“宗教”则完全一致。所以美国可以用“宗教”自由的名义，收容邪教，储备邪教，推动邪教捣乱，为家庭教会撑腰，扶植地下教会扩展，而我们在反制美国人权报告或宗教自由报告时，屡屡表明我国宗教信仰是充分自由的，甚至可以历数我们这方面取得的进展，但是，这全没有用，因为我们指谓的宗教与美国指谓的宗教不论在内涵和外延上都不是一回事。这种概念上的歧义，在我们国内不同人群中也极其常见，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所指谓的宗教，也不一定是一个概念。例如，一些反体制的主张，可以大讲宗教的积极作用，斥责无神论的邪恶，从而为某些党政领导喜爱和接纳，其实，那些言论中的“宗教”绝对不限于五大宗教，或许主要不是指五大宗教。我们科学无神论所揭示与抨击的鬼神论，从来没有针对合法宗教及其信仰活动，而是指宗教渗透势力及其向党政机关和文化教育领域的侵入，以及他们力挺“宗教”占领社会公共资源，违犯国家《宪法》和《教育法》的言行。但在反无神论的各色专家那里，我们就变成了反对我国合法宗教和广大信徒的恶势力。与此类似，有些官员和学者宣称我国的宗教是和谐的，它们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从事宗教渗透的活动分子也说宗教是和谐的，可以起积极作用，好像英雄所见略同，走的是一条路，从来没有人揭示，此二者使用的“宗教”并不是一个概念。有人或许是真糊涂，有人肯定是装糊涂。真糊涂遇见装糊涂，问题就大了。毛泽东曾要求党的干部学点逻辑，我们今天用语，不仅要知道它的语源和本义，而且还要知道它的内涵和外延；人云亦云，丧失了主体性，进入他人的话语圈子，做长辈的误人误己，掌权的误国误民。
类似的问题还有“宗教研究”。现在的许多专家研究宗教，不称“宗教研究”，而称“宗教学”研究，北大哲学系挂上另一个招牌就叫“宗教学系”，而不称宗教研究系。为什么？据说这是为了表明宗教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而不是宗教团体或神学院。按照这个标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世界宗教研究所就应该改称“世界宗教学研究所”了。只要做点调查就会发现，这“宗教学”确实是一个学科，但它的起源和从事的恰恰是基督教神学并多出在宗教机构里，是一个标准的神学学科。这个学科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它有自己独特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成果；现在它包容的范围越来越大，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有幸也变成了它的一支；陈垣、汤用彤也都成了宗教学家，于是宗教学的势头大涨，据说已经超过哲学，所以要从哲学的二级学科的地位解放出来，上升为一级学科了；而无神论则被安排在宗教学之下作它的附属学科，接受宗教学的审判、丑化、攻击和遮蔽。
总之，由于宗教的概念不清，于是也就有了对“宗教渗透”的歧解。譬如我们认为，“文化传教”就是最露骨最猖獗的宗教渗透。历史上，帝国主义侵略大都是文化先行，基督教在中国特别着力办出版，办学校，就是围绕“抓脑袋”“抓脊背”，“控制中国舆论”来做的，所以一般史学家称基督教对中国的传教为“文化侵略”。现在有权威专家把“宗教是文化”当作新发现了，于是“宗教文化”就成了好东西，如果不让宗教走上宽阔的社会公共领域，进入大学和科研机构，如何实现它那么多的“积极”作用？什么道德教化、社会和谐、填补信仰空白、导向精神归宿——，而当前宗教渗透最普遍的表现，恰在基督教以文化和学术的形态，用我们熟悉或不熟悉的概念或命题当成时尚传播开来，并让我们的一些当权者和学者误作是一种正常的、理所当然的现象接纳和盲从。此中最有代表性并形成规模的是“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关于这个运动的一些情况，《科学与无神论》零碎地提到一些，但并不系统。按这一运动的初衷及其全部活动看，它依然是基督教占领中国的继续，但它的深度和广度，以及会如此之一路风顺，不仅没有遭到阻拦，而且步步高升，连他们海外的策动者和活动家也是喜出望外——这次五一他们在首都几所大学的调研，很可能触动这一运动的边缘。但还需要韧力，打破砂锅问到底；边做边学，在调研过程开眼界、长知识、做学问，成人才。
我这里讲点题外话。台湾有位“大师”，监修《中国佛教经典宝藏精选白话版》丛书130余种，特别组织大陆的学者为之撰稿，用美元支付稿费。这套丛书的《编序》，传达“大师发了两个大愿力——一是将文革浩劫断灭将尽的中国佛教命脉唤醒复?，一是全力扶持大陆残存的老中青三代佛教学者之生活生计”。写这序文的时间大约在1996年，到了去年，这位大师为挽救中国佛教命脉和救济大陆佛教学者残生的宏愿效果就显示出来了：北京大学请他去向莘莘学子宣讲“禅文化”，训以“禅人生”，并因此而被聘为北大的“荣誉教授”云云。两岸统一是全体中国人的期望，这位大师在“统一”中起过什么作用，熟悉的人大约都知道。但由于他讲的是佛教，属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又承认九二共识，总比台独要好，所以倍加礼遇可以理解，但就此可不顾其他了？且不说他那“宏愿”，一批文人忍下了，但北京大学当局就不知道“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应该遵守？有些单位，为了完成本单位的某项任务，有时会把宪法和教育法等抛在脑后，至少客观上支持了非法传教活动的气焰。北京大学有了“宗教学系”的招牌就可以享有聘任外国传教士和神学家做什么教授的特权？这特权是谁给的？北大历来以蔡元培担任过校长，实施“兼容并蓄”的办校方针为骄傲，但他却异常地强调，学校绝对不能容忍宗教神学教学和宗教职业者参与，这点常识也不知道？
在海外操作的宗教渗透中，出版界是一大领域，这也是基督教占领中国运动最惯用的手段。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充分发挥了这一手段的功能，译介西方的基督教神学论著进入大陆，成了它迈出的第一步，而且是最可持续的一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基督教文化译丛”12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历代基督教经典思想文库》12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维真基督教文化丛书”8种，它们几乎同时运作起来。之后就多了，多到难以枚举。这里只举几个读者可能感到惊讶的例子：“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了“清华哲学翻译系列”，其中的“北美宗教文化专集”共收4种译籍： 《理智设计论》、《福音派与基督教的未来》、《认识美国基要派与福音派》、《上帝与理性》。其中第一种即是通称的“智能设计论”，是美国宗教势力力图进入国民教育系统以对抗科学进化论而最终失败的名著。接着，2006年该社又被“授权”出版了中文简体本《“审判”达尔文》，第二次印刷发行了《达尔文的黑匣子》——“清华哲学翻译系列”是什么性质且不说了，这个出版社的性质却是人所共知的，现在竟转在用心传播基督教神学上，特别用在攻击进化论和新无神论运动上。
最新令人惊讶的是“宗教文化出版社”堂堂皇皇地出版“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系列”。版权页上特别注明“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授权”，并在其1954年《编译基督教历代名著序言》明确地说明，这是“金陵神学院托事部”从1941年开始组织翻译的一套神学丛书。大陆解放后，1951年托事部（基金会）决定在美国设立翻译所，继续编译，并特别标明编译此系列的目的：“自‘道成肉身’以来，世界充满了一种新生力量。本丛书即所以指出二千年来这一力量在人类生命中怎样工作，并将这种力量，就是那不能动摇的信仰所发出的力量，带给中国读者。”1964年，最后定稿的章文新在《中世纪灵修文学选集序》中说：在此书里， “我们不但可以觉得中世纪的献身行为，且更由此而习知怎样在今日实践我们生活于基督的灵中”——这两个序言彰显的动机非常清楚，非常现实，也带有非常激进的传教性质。但作为一套完整的丛书出皈，大约是1973年以后，总计三部，三十二种（卷）。——大约自2003年开始，则由中国基督教两会在大陆出版，“可以通过适当渠道邮购”，并未对社会公开发行。到了2010年，为什么又要由香港的基督教文艺出版社授权给宗教文化出版社对社会公开发行？按这个出版社的性质，它是应该知道如何依法处理宗教宣教出版物的。
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中的大牌学者，得到政界和学界的倚重和热捧，他们究竟干了些什么？倒是教界比较敏感，听说曾经提出质疑，但遭受冷遇。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很滑稽的现象：一方面是竭力维护和支持爱国教会，并致力于促进中国本色基督教神学的建设；一方面是依重汉语基督教神学家，或封之为“权威”，或邀之参与宗教问题的决策，而这些专家学者正在构建的汉语神学即号之为“非教会神学”，质言之，正是与爱国教会的神学唱对台戏的神学。
话归正传。我的意思是，一方面，一定要认识到美国的“基督教占领中国”，不是出于哪位总统的一时兴奋，而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对华战略。他们对上帝的使命感和宗教道德律的驱使，不但让亨廷顿写出了《文明冲突》，而且还写出了《我们是谁》——盎格鲁-基督教的苦恼也正在折磨着、考验着日益多样化的美国，而我们也要从思想文化战略上采取有力的实际可行的措施加以应对。建设科学无神论学科就是投资小、价值高、意义深、影响广、持续久远，并最具可操作性的举措。另一方面，对当前的某些“文化”动态、“学术”观点，要关注，要清醒，要思考，不能脱敏，不能跟风，不能想当然。一种战略，一种渗透，主要不是看不到、摸不着的秘密存在，它们的最终实现，必须通过最经常、最普通的活动，也就是在我们触目可见的活动中。当前对某些大学和科研、出版单位做些典型的实事求是的调研，不只对于抵御海外宗教渗透、应对西方传教计划是有力的阻击，而且对于真正贯彻“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依法治国，依法办教育，也大有裨益。从认真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民族素质来讲，更是百年大计。我们希望，这样的调研，还需要继续全面深入，也不要停留在学术评价上。
历届中央都强调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和科学研究的重要性。特别提出，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是一项长期任务，需纳入科学研究规划和宣传思想工作的整体部署，锲而不舍的进行。这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们把无神论的科学研究和宣传教育作为长期战略来对待。中国无神论学会作为一个群众团体，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与无神论研究中心作为一个科研机构，责无旁贷地要响应中央的号召，参与这个启蒙的事业。就像这次调研一样，由点到线，从线到面，不但把基本情况弄清，而且要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同时呼吁，有更多单位和志愿者参加进来，共同推动和建设这个学科。
作者简介：杜继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责编：雪菲
（《科学与无神论》2013年第6期（总第86期）第24-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