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号文件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重要文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宗教观产生了历史性飞跃。30年来，这一重要文献经受了时代和历史的检验，至今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
19号文件的形成，是党中央和邓小平高度重视的产物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对党和国家来说是一场劫难。这一劫难在宗教领域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破坏，严重伤害了信教群众和爱国宗教人士的宗教感情，引起了他们对党的宗教政策的极大怀疑。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各条战线开始了清除“文革”左倾错误的拨乱反正。对宗教领域的拨乱反正，党中央也给予了高度重视。1978年10月，党中央转发了中央统战部《关于当前宗教工作中急需解决的两个政策性问题的请示报告》，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文革”以前关于宗教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政策的重新恢复。1979年2月，又转发《第8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纪要》。同年9月13日，批转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文件《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强调要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要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同时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不要求宗教信徒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只是要求他们不得进行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要求宗教不得干预政治和干预教育。
这期间，邓小平个人也十分重视宗教问题，发表了一些关于宗教问题的重要观点。1979年9月1日，邓小平在听取第14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情况汇报时说：“加强统战工作是必要的，好多年没有开会抓一下，现在你们提出的更多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民族、宗教问题还没有议，这些方面有很多问题。”按照邓小平的指示，这次会议及时增补了民族和宗教方面的内容。
1980年12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党组关于落实宗教政策的情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的汇报。12月10日，中央书记处对宗教工作进行了讨论。会议决定，由中央统战部负责，针对当前的情况和问题，起草一个阐述中国共产党关于宗教问题的方针政策的文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宗教工作进行系统总结，由中央下发。这项工作是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直接主持指导下进行的。文件起草过程中，先后征求了党内外许多人的意见。1982年3月31日，《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由党中央作为党的19号文件印发。
党中央在印发这个文件的通知中指出，这个文件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宗教问题上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阐明了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中央认为，由这次宗教问题的总结可以得到启发，我们党在其他各方面的工作，各地区各部门的工作，也都需要进一步系统地总结自己的经验。这就充分肯定了这个文件的印发对于推动其他地区、其他部门拨乱反正工作的重要意义。
19号文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党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策
首先，对宗教的基本理论问题形成了新认识。一，对什么是宗教作了新概括。19号文件一开始就提出，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有它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宗教信仰，宗教感情，以及同这种信仰和感情相适应的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都是社会的历史的产物。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宗教”所作的新概括。这种说法改变了长期以来把宗教简单地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观点，注意到了宗教这个概念所包括的丰富内涵，使人们对宗教有了全面的认识，宗教工作有了明确的目标。同时，也引发了宗教学界关于什么是宗教的研究。二，揭示了宗教的根源，尤其对社会主义时期宗教还将长期存在的原因作了全面的分析。对宗教存在和发展根源的认识，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在我国，也一度在关于社会主义的“左”的认识的影响下，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宗教存在的根源已经基本消除。19号文件特别着重阐明了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长期存在的根源，从宗教意识的相对独立性、社会生产力以及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不完善、自然力量仍然对人类带来灾害以及一定范围阶级斗争的存在等方面论述了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存在的长期性。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进行过明确的阐述。而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我国，都没有充分认识到宗教存在根源的多样性和长期性，一度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宗教的根源基本消失，宗教只是旧社会遗留的旧的意识形态残余，只要依靠无神论宣传，甚至是行政命令的手段就可以很快消除宗教残余，结果违背了宗教自身的规律，在解决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上犯了急于求成、简单粗暴的错误。19号文件特别强调了在人类历史上，宗教终究是要消亡的，但是只有经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长期发展，在一切客观条件具备的时候，才会消亡。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宗教问题的长期性，全党同志务必要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那种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经济文化一定程度的发展，宗教就会很快消亡的想法是不现实的。那种认为依靠行政命令或其他强制手段，可以一举消灭宗教的想法和做法，更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是完全错误和非常有害的。这是对“文革”期间用行政命令消灭宗教的错误做法给予了理论上的否定，对如何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宗教问题指明了方向。
其次，全面概括了我国的宗教国情，指出我国是一个有着多种宗教的国家。但信教人数，在民族分布上不平衡，伊斯兰教为10个少数民族所信仰；佛教（包括喇嘛教）在藏、蒙古、傣等少数民族中几乎是全民信仰的宗教。伊斯兰教和喇嘛教，那里的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信鬼神的人不少，而真正信教的人所占的比重是不大的。在汉族中，佛教、道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则同民族问题基本上没有联系。信教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同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信教群众的绝对人数虽然有所增加，但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则又进一步降低。在我国宗教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同时也是在国际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几大宗教。必须充分估计到宗教问题的复杂性。上述实际上重申了我国宗教的长期性、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和复杂性的社会特征，由此进一步说明了宗教问题的重要性。19号文件指出，在宗教问题上能否处理得当，对于国家安定和民族团结，对于发展国际交往和抵制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对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再次，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宗教工作的曲折历程，并作出了科学评价。19号文件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文革”以前的这17年中，虽然也有一些重要失误，不过总的说来，在党中央正确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党在宗教工作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自1957年以后，宗教工作中“左”的错误逐渐滋长，特别是在“文革”中，践踏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宗教问题的科学理论，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宗教问题的正确方针，根本取消了党对宗教的工作。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对宗教问题的正确方针和政策才得到逐步恢复。应当认真地总结和吸取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宗教工作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进一步认识和掌握宗教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把党的宗教政策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上来。
最后，系统提出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一，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是一项长期政策，是一直要贯彻执行到将来宗教自然消亡的时候为止的政策。使全体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联合起来，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共同目标上来，这是我们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处理一切宗教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任何背离这个基点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都应当受到党和人民的坚决抵制和反对。二，争取、团结和教育宗教界人士首先是各种宗教职业人员，是党的宗教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前提条件。三，合理安排宗教活动场所，是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使宗教活动正常化的重要物质条件。四，充分发挥爱国宗教组织的作用，是落实宗教政策，使宗教活动正常化的重要组织保证。有计划地培养和教育年轻一代的爱国宗教职业人员，对我国宗教组织的将来面貌具有决定的意义。五，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是对我国公民来说的，并不适用于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不同于一般公民，而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成员，毫无疑问地应当是无神论者，而不应当是有神论者。要坚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宗教，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无神论的研究、宣传和教育。六，坚决保障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同时就意味着要坚决打击一切在宗教外衣掩盖下的违法犯罪活动和反革命破坏活动，以及各种不属于宗教范围的、危害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财产的迷信活动。七，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宗教方面的对外友好关系。要加强对于世界宗教的历史和现状的调查研究，培养能够从事宗教方面的国际活动的人才。既要积极开展宗教方面的国际友好往来，又要坚决抵制外国宗教中的一切敌对势力的渗透。八，加强党的领导，是处理好宗教问题的根本保证。九，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解决宗教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根本途径，只能是在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前提下，通过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事业的逐步发展，通过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逐步发展，逐步消除宗教得以存在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
19号文件的重要历史地位
19号文件是中国共产党在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经历了曲折探索后，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在对宗教工作领域总结经验和反思教训的基础上，首次全面系统地提出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宗教问题规律性的认识已经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初步形成。这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上也是一个创举，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宗教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号文件诞生于改革开放的起步之时，它为后来30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共产党进一步科学认识和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宗教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和政策的指导。30年来，它的科学性经历了实践的检验。党和政府宗教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后来之所以能够在保持连续性稳定性中，又不断与时俱进，取得新的成就，特别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实际上都是因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19号文件的基本精神。
1982年中央19号文件的历史贡献功不可没。
原载《中国民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