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的现状
1、中学
“近几年来，各种迷信活动有所抬头，街头巷尾占卜、算命者随处可见；有病不求医，以香灰、塘水、跳神、思神来治病的事屡见不鲜；更加荒唐的有些干部居然听信风水先生的胡言乱语，把好端端的新建大楼推倒重建；甚至某些机关、公司企业部分人士也沉湎于迷信之中……。凡此种种无不侵蚀着人们的灵魂，尤其是对青少年学生的影响首当其冲：每年高考、中考来临之前，有的学生到寺庙烧香许愿，拜佛求神；有的考试前两个月不理发，否则会冲掉好运；有的用“抓阄”的方法做选择题；有些学生热衷于电脑算命，看手相；而脖子上挂着菩萨像，手腕上戴佛珠的大有人在。据四平市铁东区教育学会对中小学生调查发现，仅随家长信教、上教堂者已占被调查人数的6.4%。由此可见，加强中学生无神论教育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73）
前“国家教委1992年制订并于1993年重新修订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课程计划》明确规定：‘学科和活动都要根据各自的特点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对学生由浅入深地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教育。’”为此，中央教科所白月桥先生撰写了《义务教育《课程计划》无神论教育的实施研究》（74）一文。他认为：“由于无神论教育首次作为教学的目的要求被列入《课程计划》，因此有关无神论教育的许多问题，都有必要加以论述和探讨。”以下是白先生大作的摘要：
“《课程计划》确定无神论教育的社会实际根据”是：“文化大革命搞乱了人的思想。因此，文革之后，社会上很快泛滥起五花八门的封建迷信。蒙昧无知的人，受封建迷信的愚弄，带来严重社会后果。”“有的地方，把中小学改成庙宇或祠堂，在教室或学校大礼堂里树立佛象，摆设起先考的牌位，学校成了求神祭祖的场所；有些地方在黑板前面摆设了神器，在学校的大礼堂里挂起了‘大雄宝殿’的匾牌，学校成了调和科学和封建迷信的基地。”“在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之下，有些见钱忘义的老板们，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招牌，把各种宣扬唯心主义和有神论的书刊，标以‘科学’ 的美名，依然大量出版发行，封建迷信、宗教迷信、性描写等各种非法书刊，虽几经扫黄除害，仍禁而不止。1991年8月，中国科普研究，为举办看相算命图书新回潮展示和研讨会，在仅二个月的时间内就从个体书摊上收集到21种宣扬封建迷信的图书。……为了捞钱，一些人不仅把旧中国千百年来的封建迷信书籍翻出来印发，而且还把世界其他国家有关神怪迷信的糟粕引进国内，汇集成书出版。……这些荒诞离奇的书刊……往往盗用出版社甚至中央级出版社的名义和书号，公开出版，因此，能够堂堂正正地走进学校的大门，中小学生可在教室里争相传看，在家中彻夜阅读。”“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四：一是，由于我国经历了数千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文化教育落后，蒙昧主义还钳制着人们的思想意识；二是，文化大革命破坏了党的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良好传统，有神论的观念逐渐占据某些人的头脑；三是，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在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西方的各种迷信思想和宗 教信仰也乘机而入；四是，随着党的宗教政策的落实和各地名山胜地的寺观教堂的修复开放，封建迷信有了一定的活动场所。”“封建迷信和宗教迷信回潮，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存在的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加强无神论教育和宣传，这是医治该病的最好办法。马克思曾经预言：‘社会主义发展到什么程度，宗教就消灭到什么程度，它的消灭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其中教育起巨大的作用。’因此，这次国家教委新修订颁布的《课程计划》，明确规定要对学生进行无神论教育，这是从我国十几年来有神论思想泛滥并危及教育这一社会历史现象出发的。这一新规定，既有很强的社会现实针对性，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课程计划》规定无神论教育的理论根据”是：“不管是哪一个时期或哪一种形式的无神论，都认为在物质世界之外没有超自然的任何东西存在，它否定任何鬼神创世说。无神论反对的直接对象是有神论，不承认任何宗教学说，它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世界上有没有鬼神存在。……无神论是唯物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唯物主义在排斥唯心主义的斗争中自然排斥了有神论，而无神论把唯物主义作为反对有神论的理论武器。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在内容上、回答的问题上、要解决的矛盾上，是各不相同的。对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是教学工作的长期的基本任务，但是，从信仰方面来看，中小学教育近十几年来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反对有神论的干扰破坏。所以制订指导教育工作的文件，就应该明确提出直接反对有神论的理论武器——无神论。”
结论是：“按有神论的观念和理论，在物质世界之外存在着超自然的神，神是世界的造物主和世界的主宰，它通过各种奇迹或启示干预人的一切，人的全部生活都应听命于神的安排。这是一切有神论者的共同世界观。今天，封建迷信和宗教迷信盛行，各种迷信组织纷纷出现，从理论上来看，都是有神论。在无神论者看来，有神论者所信仰的超物质世界的主宰者，都是把人间的力量异化为超人间的力量，把虚构的鬼神人格化，使它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要求世俗的活人对它顶礼膜拜。在现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形形色色的封建迷信和宗教迷信再度回潮，干扰教育事业，毒害青少年。要限制和杜绝这种不良社会历史现象，不能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最根本的医治办法，就是对青少年进行无神论的教育。无神论的学说是战胜有神论学说的唯一理论武器。从这个意义上说，《课程计划》规定对中小学生进行无神论教育，就是把批判和抵制有神论的理论武器交到中小学生手中。”
进一步考虑，“中学生虽掌握了一定自然科学知识，但是他们没有把获得的知识转化成彻底的无神论信念。因为知识和信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知识是形成信念的基础，信念是转化为个人内在观点的知识。科学知识只有转化为个人的信念才能决定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指导一个人的行为和活动，否则就知行脱节。而中学生的自然观还处在自发的朴素的机械唯物主义的阶段，自觉的定型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一般还没有形成。这样，就决定了中学生具有这样的两面性：一方面经过进一步加强科学世界观的培养而发展成为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另一方面也可能接受各种迷信的说教而倒退，成为一个有神论者。因此中学自然科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自觉地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观点来解释自然科学知识，以促进学生彻底的无神论世界观的发展和形成，切不可单纯地传授科学知识。”
“同时还应当向学生阐明，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祖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和爱国的宗教人士在政治行动上结成统一战线，但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无神论的世界观和宗教人士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的对立，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我们不能因为世界观上的对立而在政治上排斥宗教徒，同样也不能因为政治上的联合而放弃宣传无神论，调和宗教迷信和科学间的矛盾。（75）至于在宗教外衣掩盖下的违法犯罪活动，以及种种封建迷信活动，党和国家的政策则历来予以打击。法律常识课要教育学生作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并懂得党的宗教政策，为走向工作岗位正确地对待宗教问题，打下理论基础。”
笔者不了解白先生的建议是否已经被教育部（原国家教委）采纳并落实。以此为据乐观地看，中小学的无神论教育和宣传是基本到位的。下面是一个外国人的感言：
“在中国的学校里，你会发现马克思以及恩格斯的肖像画，同时你也能看到爱因斯坦、达尔文等科学家的简介。这些图画用加外框的玻璃镜镶嵌，整齐地排列在学校的走廊或教室内各窗户间的位置，就好像这些大师的微笑能为教室增添光亮和色彩。
“此情此景让我备感振奋。中国学校的墙壁上悬挂的画像竟然不再是毛主席、列宁，或者其他带有个人崇拜性质的面孔，而是学识渊博的科学家。这种做法无疑为渴求知识的孩子们暗示了这样一个令人振奋的信息：努力学习、通过艰苦的科学研究和确凿的证据，提出见解深刻的理论，最终丰富人类的精神财富——这是人类智慧的最高成就，也是孩子们学习的最终目的。我很感激于中国的学校没有任何有关上帝的图片或故事书，也没有推崇道金斯（注：英国生物学家，曾对基督教和其他宗教进行猛烈批判）所说的‘宗教错觉’或“盲目信仰”等另一极端的理论。”（76）
2、大学
但在大学里就满不是那么回事了。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温金玉教授说：
“现在谈宗教的自由要分成两个层面。……从思想层面来说，我觉得是个人的行为，从学校就可以看出来，其实现在的学生教徒很多很多，而且是非常公开的。我上学期给研究生开一个课：‘中国当代宗教政策与法律’，选修的学生比较多，有的学生就公开讲我信什么什么。我们在招研究生的时候，他上来就说，我皈依了什么法师。现在学校的学生之间香火兴盛，读经班是我们所里拿出钱来，佛教是拿出五千、还是六千元来，让你读经，让学生吃饭、聚会，基督教班也是这样。就我接触的自由度层面没有任何的限制。还有的时候特别搞笑，我在上海的时候，我在讲课之前他会站起来合掌，下课他也站起来合掌，别的学生不感觉到奇怪。”“像河北的柏林寺，把大学生请过去吃、住，过那种生活，体验一种所谓的‘一日出家’，现在这本书也出来了，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叫《一日沙门》。”（77）
他的一位同事撰写的文章《从大学生团契看大学生信教》（78）颇富启发性：
“到底有多少大学生信仰宗教？这是一个敏感、重要而又没有得到很好研究的课题。从目前已有的一些调查看，这个数据或许在10%左右。2003年，首都师范大学主持了一个对北京市大学生宗教信仰状况的大型调查，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体育大学、北京舞蹈学院、北京物资学院等10所高校发放问卷3100份，收回2820份，涉及文、理、工、农、医、体育、艺术和管理等专业，其结论是：信教者263人，占总人数的9.2％。以目前高校1500万在校生计算，如果有10%的大学生信教，总数就达150万。这似乎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成为很多人担忧的原因。不过，从人口比例上看，如有10%左右的大学生具有宗教信仰，依然是一个较低的比例。”
“大学生正处于由青少年向成年过渡的阶段，有一定比例的宗教信仰者，甚至比例稍高于全社会，都属于正常行为。”
“团契中的一些学生不乏‘有求必应’式的功利追求，比如功课没有准备好，考试前祷告上帝保佑，结果都通过了，因此‘感谢主’。我们当然可以评论这样的宗教信仰层次不高。不过，当我们考虑到在鲜花盛开的5月9天之内5位北京的大学生跳楼自杀的现状时，如果能够调动包括宗教在内的多种文化元素为大学生的精神和心理健康服务，应该说是一件好事。
“对大学生信教的主要担忧来自政治方面。有人总是将共产主义信仰和宗教信仰作为零和关系看待，认为信教的多了，信共产主义的就会少。实际上，如果想到90%的大学生并没信教，也就不必对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来源过于杞人忧天。真正令人震撼的是：上述北京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在263名宗教徒中，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的有92人，占信教者的35%，占全体党员的7.8%。这一数据与我们的生活经验惊人地符合：很多共产党员是宗教徒，甚至是狂热的传教士。从党建的角度看，与其将注意力用在10%的大学生宗教徒那里，不如扎扎实实搞好党的自身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共产党员的信教问题予以解答。”
在另一篇文章（79）里，魏德东副教授说：
“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大学生作为成年人，自然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由此而来的一个问题是：高校如何有效地引导学生的宗教信仰呢？除了进行无神论教育之外，在宗教信仰问题上，能否予以正面引导，使学生的宗教信仰在安全、理性的环境中自然而健康地成长呢？”
“几个相关研究都显示，在大学生的宗教信仰构成中，基督教的比例最高。由此引出的思考是，能否在高校成立基督教类的文化社团，为学生了解基督教增添一条合法、阳光的管道？”
仅仅从“有10%的大学生信教”似乎不能直接推导出有人在大学里面传教；但“在大学生的宗教信仰构成中，基督教的比例最高”却明白地告诉我们基督教在大学里面传播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是因为，根据教义，每一名基督徒（新教）都负有传教的使命。笔者要问的是：“禁止在学校传播宗教”是进了中央文件的，有关大学的党委难道不知道吗？
3、党校
中共中央党校民族宗教理论室前主任龚学增教授2004年8月接受浙江日报记者访谈时曾经指出：
“恩格斯说，马克思主义政党有一个优点，就是以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在新的历史时期，江泽民同志多次要求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不怕鬼，不信邪，坚持真理，维护党的原则，旗帜鲜明地同各种错误思想、不良倾向和邪恶势力作斗争。指出共产党员是无神论者，共产党员的世界观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共产党员不但不能信仰宗教，而且要向人民群众宣传无神论，宣传科学的世界。”
“有神论在党内的影响，既有旧的有神论的影响，又有新的有神论的影响。所谓旧的有神论的影响，即传统封建迷信思想和传统宗教有神论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少数党员干部信神、信风水、信宿命论，求签问卜、修坟建庙，甚至把迷信手段引入了机关场所和公务活动之中。所谓新的有神论对党内的影响，集中表现为极少数共产党员参与邪教的一些活动。”
“党内的唯物论、无神论教育工作虽然是一项局部的具体工作，但要把开展这一教育上升到关系党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大问题，关系我们共产党人确立什么样的精神支柱的大问题。对这一涉及共产党人的根本信仰，涉及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涉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各级党委和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深刻认识在党内进行唯物论、无神论教育的重要性。”
实际的状况如何呢？笔者尽可能详尽地浏览了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与研究”网站上已经上载的近几年的信息，非常遗憾的是居然没有发现“无神论”3字。中央党校如此，地方党校的态度可想而知；中共党校如此，其他培训机构的态度亦可想而知。
4、城乡社区
如果要求用最简洁的语言评价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研究和宣传教育在城乡广大社区的状态，笔者只能痛心地写出两个字：“缺位”。下面两个材料评析的是有神论的盛行，恰好从反面印证了笔者的愚见。请看：
1、“寻家教看生肖星座”说明什么？（作者：徐晓 《博讯》2005年8月7日）
请家教不但要求名校学生，甚至还要求家教老师的生肖、星座和自家孩子的相匹配，否则一律说不。东北区某高校的家教中心一贯以高水准闻名沪上，可最近家教中心推销出去的几名学生都在同一户人家遭到拒绝，不是因为家教中心推荐的学生不够优秀，而是因为家教中心推荐的学生和这户人家小孩的生肖、星座不匹配。（8月6日《新闻晨报》）
这则新闻令我读来好笑，但对于这位家长来说，却是相当认真，借用一句上海话叫 “煞有介事”。家长为何要为学生请家教？无非想把学生的功课补一补，争取考个好学校，而考上名牌大学，就意味着今后的生活有了保障，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请家教这样实用的事却与生肖星座等比较虚无的东西挂在一起，还是令人不可思议。按理讲，现在的市场经济社会，人们一般是比较现实的，上海人的现实与精明又是全国有名。他们做事是非常实用的，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但为何请家教却如此不现实？
非也，以上海人的精明他是不会做无用功的。他是基于更加长远的现实与功利。这也应了一句话：越有钱越迷信。越想当官越迷信。伟人故里这些年为何朝拜的人络绎不绝？据说，相当多的人是为了观风水，求庇佑；而非真是对伟人心存虔诚。
不仅如此，生肖星座等迷信行为，如今相当时髦与流行，从繁华都市到内地小镇，从经济发达地区到贫穷闭塞的农村，预测命运的书籍、电脑算命、相面相骨师、风水营业公司到处可见；连报刊杂志也都辟出专栏来讲生肖星座等一类东西，相关互联网站更是各路神灵集大成者。
据北京市科协对该市10所中学217名学生和5所中小学的206名教师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算过命的学生高达85％，相信求神拜佛的学生超过半数。在被调查的学生中，相信求神拜佛的占53％；相信命运安排的占27％；因为好奇和其他原因算命的占75.５％；预测自身命运和帮助自己决定的占24.５％；相信星座决定命运的占40％。
上海家长“寻家教看生肖星座”说明什么？这说明现实生活中迷信活动已相当普遍，且社会各界人士无一不信。明星演出前要预测星运，官员在升迁前要预测官运，楼盘在开业前更要预测风水，风气所及，学生在考试前也要求神拜佛。高考前，相当多的家长或考生到寺庙道观里烧香，求签拜佛已蔚然成风，他们无非是祈求神保佑自己或自己的孩子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
上海家长“寻家教看生肖星座”说明什么？说明无神论教育的不成功。教育的目的简单说无非就是普及科学知识，破除迷信思想，推动社会的精神文明进步。而我们的学生在学校并没有学到多少无神论知识。据北京市科协对该市10所中学217名学生和5所中小学的206名教师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只有8％的学生说学校经常进行无神论教育。而有31％的教师承认，从未对学生进行过无神论教育。
……
堪忧的是如果整个社会都对迷信发自内心的依靠和膜拜，那我们这个社会将会成为怎样的社会？迷信的盛行不仅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格格不入，而且，长期以往，对国家民族都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2、弘扬文化不需要新造神运动 （作者：吴祚来 刊于2007年4月17日《广州日报》）
中华大地已形成一场新的造神运动。新造神运动者们，他们并不问所造神灵的真正文化价值与文化意义，而注重的是投资规模、占地面积与高度，因为这些人为因素将是旅游卖点与新闻宣传点。
据中新社4月10日报道，历时20年、投资1.8亿元的炎黄巨塑在河南郑州落成。这座巨塑高达106米，坐落于中国郑州黄河风景名胜区，它比美国自由女神像高8米，比俄罗斯母亲像高2米，巨塑前面是15万平方米广场。
与此报道相映成趣的是郑州市所属的新郑市始祖山上的水泥巨龙，由于媒体的广泛报道与质疑，林业与环保部门也快速介入调查，使这一人造景观停建并有可能被拆除。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由于经济权力仍然握在政府手中，一项宏大的计划提出来，地方政府可以很快将宏大叙事变成社会现实，没有真正的科学测评，也不需要地方人大的审批，当然更不需要广泛听证，这些新的神像就昂然矗立起来，成为新造的人文景观。他们在建大广场、豪华办公楼的同时，也将新造神运动与场面美学推向一个又一个高峰，通过唯大为美、因大而闻名天下。
这种造神行为已遍布全国各地，有造宗教神灵的、有造传说人物的，钢筋水泥、金装银饰，让人仰望敬拜。毫不夸张地说，中华大地已形成一场新的造神运动。从新闻报道不难看出，这些新造神运动者们，他们并不问所造神灵的真正文化价值与文化意义，而注重的是投资规模、占地面积与高度，因为这些人为因素将是旅游卖点与新闻宣传点。如果在高度上压不倒美国的自由女神、俄罗斯“母亲”，它就在形象上矮人一等，新闻效果也就会弱化很多。
这些造神运动者忽略了一个根本的价值观，就是数量巨大并不等于价值巨大。自由女神的价值核心是“自由”，当美国独立之后，法国人民为了表达对美国人民的祝贺，赠送了自由女神像，象征着一个民族与它的人民从此获得独立自由、走向幸福。而俄罗斯母亲塑像则是将母亲与民族国家抽象为一尊塑像，它是一个精神与情感的象征。
而我们为炎黄二帝塑像，要弘扬什么样的民族精神呢？翻开历史传说，我们看到的是古代两个部落间的一场残酷的兼并战争，有什么人文意义可言？炎黄时代中华民族的土地上就已是多民族共居共荣、多元文化发达的时代了，我们今天仅用两个部落的首领为人文始祖的象征，既不科学也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新造神运动与官家的场面美学相呼相应。
我们看到清明时节各地对历史文化名人的公祭已成一道新的文化景观，这一文化景观有三大特点，一是政府参与，也就是公祭而非民间祭祀行为，场面宏大、铺张奢华；二是官员着西装，而参祭者着古装，幡旗招展，鼓乐喧天，但任何人都无法说明古服是何时代的服装，鼓乐是哪个时代的乐章；三是官员们念文言祭文，抑扬顿挫，古汉语水平稍差者根本不知其所云何意。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场面宏大，规模气派，没有文化创意，但有宣传效果。
当代人要有当代人的文化自信，不能将古代传说中的人物重新神化、祖宗化。我们应该让传说成为传说记载在书里，让景点成为单纯的景观留存在大地上，既不要毁弃它，也不要过分张扬它、神化它，不要让历史与传说成为巨大的塑像让当代人仰视，要让人们有一颗平静的心来慎终追远、遥想怀思。
呜呼！哀哉！
四、中国共产党与无神论的关系乱谈
之所以用“乱谈”这个词，是基于当代的多元文化语境使“中国共产党与无神论的关系”这个话题已经染上了“调侃”或“戏说”色彩，以致它看似严肃实则相当轻松甚至搞笑。例如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就有人出来“揭秘”。且看：
“鲜有人知，周恩来总理也是佛门皈依弟子，他的皈依师父是虚云老和尚。据1999年《佛教文化》第41期载文：
‘据全国劳模、党委书记出身的灵岩寺（位于江西省大余县的灵岩寺）副主持法安法师（参加过淮海战役。解放后在核工业部某铀矿工作,总支书记兼坑长。曾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和学毛著标兵。后提拔当党委副书记兼第一副矿长，一直干到退休。副局级。后出家）说，李先念是在少林寺皈依的，刘少奇是在（菩）【普】陀山皈依的，提起周恩来的皈依又生出一段故事。
‘有一次在武汉，毛泽东问周恩来：“为什么你办事总是那么圆满？”周答：“主席，我除了马列，还有佛法。”“你皈依了那一个？”“虚云老和尚。”“这虚云老和尚何许人也？”“虚云老和尚是当代高僧，他父亲是泉州知府，父亲和叔叔就他一个男儿，给他讨了两个老婆，可他出了家，拾树叶充饥，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
‘毛泽东被周恩来说的心动，要周将虚老叫来武汉，虚老不肯：“自古法王大于人王，毛泽东要皈依，叫他到南华来。”毛泽东听后也气得一倔，皈依就此告吹。
‘打右派时，虚云老和尚是内部掌握的第一右派……“不过虚云老和尚也有考虑欠周之处，佛法普度众生，是毛泽东要皈依你，拜你为师，不是叫你拜他为师，还分什么大小？你就到武汉去一趟又怎样？”【原文如此】’”（80）
或许这不过是稗官小说一类不稽之谈，但它问世长达10年竟无人出面证伪，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正因为有此背景，下面的议论也就不证自明了：
“今天看到了最新一期的《经济研究参考》杂志，这期杂志以全部五十六页中将近一半的篇幅刊登了中共中央党校在三年前完成的一份政治改革研究报告。
“这篇研究报告是由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执笔完成的。我在这篇报告中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内容。该报告建议的改革内容之一，是要求中共放弃党员无神论立场。报道指出，胡锦涛总书记可能接受这种改变，因为在近期的中共官方论述中，对宗教在促进‘和谐社会’的作用上已经抱持积极态度。
“如果执政党不再坚持‘党员无神论立场’，是否允许中共党员有宗教信仰呢？再进一步设想，是否‘历史唯物主义’也不再是党章中所坚持的原则呢？
“其实，从佛教的角度看，中共的无神论从一个层面上是与佛教相同的，两者都是否认世界是由一个至尊无上的神创造的，也都否认有救世主存在。所以在我看来，与其放弃党员无神论立场，不如将佛教的一些教育、佛法理论和党建工作有机结合起来，这样可以使党员的党性更强。
“上师嘎玛仁波切的一句话我非常赞同：佛性强，党性就强。所以让党员学习一些佛法，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81）
说这话的人是佛教徒无疑，但他的自白却令人惊讶：
“我家里一家子都是党员，就我和我太太不是，而且我的父亲还是党的高级干部，是属于那种正统的布尔什维克，眼里不揉沙子的那种人。我并不因为他是一个党员而放弃向他讲一些佛教的道理，在接受佛法教育这个问题上，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平等的。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广大党员知道一些佛法，会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广大干部知道一些佛法，就会知道哪些事情应该做，哪些事情不应该做。这样没有什么不好的。”（82）
有人设问“共产党和佛教有怎样的联系”并回答说：
“我认为根本不需要‘党员无神论立场’左右这些共产党公务员。有很多的共产党员公务员都是佛教的忠实信仰者。但是这些人如何理解佛教？他们把佛教当成时髦和时尚，做个光鲜的样子给别人看：佛珠和项链是在最有名气的寺庙请的，还是名贵的开了光的。谁花钱最多谁就是最信佛！但是私下里，什么黑色交易全都干：营私舞弊、嫖娼洗钱、行贿受贿、腐化堕落，惟独能够口口声声的宏扬佛教，说佛祖保佑他们这样。佛教是这样的吗？共产党员的队伍互相攀比金钱名利地位，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基本上形同虚设，佛祖会这样保佑他们吗？
“‘无神论’能起什么作用？！我看最重要的是能够让他们明白：‘你们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时候，头上都有佛盯着你’；此时他们一定不相信佛了。
“当然我认为还是有一些真正信佛的党员，叫做好党员，他们从不随波逐流，不干任何违法事情，但是心态和病人一样，因为受到的污染很厉害。上梁不正还有几个下梁能正，想正的一定心理不平衡，生病者大有人在。
“为什么说让大家都信仰佛呢，因为佛教中提倡的艰苦朴素、吃苦耐劳、一切服务于人民的思想在共产党员的队伍中太离谱了。不是吗？”（83）
他说的颇有根据。且看：
“据《广州日报》7月21日报道，广东东莞中堂镇政府大院内，供奉一尊高约1米的土地神像。神像前香火旺盛，经常有老人隔着栅栏跪拜，俨然成了一尊土地神庙。”
“河北省原副省长从福奎想谋省长的位子，走火入魔，一个女‘大师’趁虚而入，从福奎对其言听计从。湖南省政府原副秘书长唐见奎，因叹服南岳衡山一个和尚的卦术精妙，从省财政拨出200万元，为和尚居住的庙宇修了条水泥大路；河北省国税局原局长李真，有一名风水大师预测他‘5年内成为封疆大吏’，李真一高兴，竟赏赐了风水大师8000现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贾永祥，在法院新办公大楼即将落成时，花费3万元从澳门请来风水先生，推算‘乔迁吉日’。至于一些基层的官员中笃信鬼神之事，在公务活动中搞看风水等迷信活动也常常见诸报端：长春一家法院高悬辟邪剑，西安一家科学院领导办公室内供佛龛。海南某县有个工商局局长信奉道教，提拔干部先请道长算算和自己命相是否相克，被提拔人员要到他家参拜神像，把一个执法机关搞的乌烟瘴气。”
“官员剑走偏锋，膜拜神佛，多数的是内心有鬼，迷信后边连接腐败。这些官员敛了不义之财，内心忐忑，惟恐事情败露，求神佛庇护，如湖北省的女贪官蒋艳萍，在检查机关第一次找她谈话后就惶惶不可终日，先跑到庙里捐了一笔钱财，直至被双规后，脚脖子上还栓着逢凶化吉的红线绳。有的是有非分的念头，如嫌顶上乌纱小，又不思靠努力为人民做事获取，妄想在神佛保佑下加官进爵。当然也有一些官员是不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缺乏信仰、内心空虚，才沉迷于封建迷信活动。”（84）
上述文字中有“上梁不正”之评断，对此人们应该深长思之。其原意是党内腐败的根子在上层，笔者则把它移作对多年来公众舆论向有神论的倾斜始于高端这个事实的判语。据说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和北京广化寺投资出品、2006年开始拍摄而于2008年1月正式出版的由中央电视台前主持人陈大惠主持并制作的对著名僧人净空法师共约9小时的访谈——《和谐拯救危机》已经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认可并可能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看它的标题（共七集）：“今日世界最深重的危机”（第一集）、“重新认识宗教”（第二集）、“天时地利人和的儒家政治”（第四集）、“万物和谐的大根本是什么”（第五集）、“中华民族到了认祖归宗的时候”（第六集），似乎当今“人民大救星”非有神论莫属。不能不指出：国家宗教事务局这些年来以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的名义推动的超大型传播佛教和道教的活动多少带有同风头正盛应者云集的基督新教的大规模传播一争高下的意味（85），而且可能有助于当下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却也对共产党理应坚持的无神论世界观构成了莫大的讽刺。
如果说在“要求中共放弃党员无神论立场”这个话题上周天勇是始作俑者，那么还有另一批中共党员或为他做了铺垫，或帮他抬了轿子。
2001年12月，《深圳特区报》、《华夏时报》等几家报章同时发表时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的现国家环保总局潘岳副局长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该文立论的基础是所谓“宗教属于价值信仰”，由此推出如下“也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次”（86）的结论：“人从动物演化而来，包含着野蛮、自私的本性，仅靠人性的自觉，不足以约束其行为。出于恐惧，人要借助神的威力来规范自身，这就是宗教道德功能存在的依据。宗教劝人为善的精神，是宗教影响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功能。如果抽去道德说教，宗教不啻为一具空壳。一个民族的精神产生于文化，文化的灵魂体现于道德，道德的支撑在于信仰，而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更是如此。”“有时候，无神论和科学无法克服民众对死亡的恐惧，宗教却能够做到。革命者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可以坦然面对死亡，但普通人却要相信有轮回报应，我们对此应予理解。”“宗教也曾对科学技术起过重大推动作用。……爱因斯坦与牛顿都信教（87），他们早知道月球上没有上帝，之所以信教，是把宗教伦理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与探索动力。”“宗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中国传统文化又是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部分，先进文化指导我们以德治国，以德治国是为了重建我们的道德信仰体系。”
当时的潘副主任还只是把“无神论和科学”排除在“重建我们的道德信仰体系”的工具组合之外，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委刘亚洲中将则公然要求整个中华民族放弃无神论立场，其言曰：
“我曾说过中国人基本是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没有信仰，不是指没有信仰的形式。恰恰相反，中国人信的东西最杂，包括气功大师都信。什么都信，恰恰就是什么都不信。中国人心中没有永恒的神的位置，再说深一点，就是没有终极性的文化精神追求！这种人是不会把自己的关心范围扩大到家庭、甚至个人以外的。如果扩大出去，一定就是伤害别人。这样的民族怎么能不是‘一盘散沙’？”
“千年来，东方和西方的竞争中，西方胜利了；东方宗教和西方宗教的竞争中，西方宗教胜利了。宗教的胜利是什么样的胜利？我认为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没有信仰，就没有精神上的力量。我们所缺少的，正是人家所拥有的。”（88）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魏宏教授则放言：
“首先，共产主义理想和许多宗教所追求的理想天国，在价值取向上并不见得一定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在许些（89）方面甚至是高度一致的。……《新约》中有一段话就充分地体现了宗教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的价值情结：‘所有的信徒亲密无间，团结如兄弟，一起生活，一起分享他们所具有的一切。他们卖掉他们的财产和其他物品，对所得来的钱，按照各取所需的原则，共同分享。’”
“其次……虽然共产主义信念包含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远比共产主义信念要丰富得多。因此，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不见得就同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理解并愿意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去奋斗，不见得同时也会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无神论。因此，正像不能要求所有公民都是共产党员一样，也不可能真正要求每位党员都是无神论者。
“……共产党员不是哲学家，要他们都透彻地领悟到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及其无神论的真谛，那也只能作为一种愿望。如果强行要求，作为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那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会把许多共产党员造成口是心非的人。这样，很不利于共产党的组织建设，也不利于共产党员首先作为一个公民所应有的诚实品格。
“……在日常生活中，党员也是血肉之躯，也有人性化的一面，许多情况下也需要精神上的支持和灵魂上的安慰。在这方面，尽管党的组织应当关心每位党员个人生活的疾苦，但共产党毕竟是一种政治组织，不是慈善组织，加上执政地位，这就决定了共产党要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大事上，不见得每时每刻都会触摸到每位党员的私人领域和心灵深处，因而不能企求把每个党组织都变成党员个人生活的精神家园。在这种条件下，有些党员在宗教圈里寻求个人生活的某些寄托，实际上也是对党组织生活的一种补充。换句话说，他们在私人领域内在个人生活方面对宗教的精神寄托，与他们在公共领域内对党组织所履行的政治义务并不见得一定矛盾。在许多情况下，反而会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
“再次……中国共产党……就性质而言……‘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这里，无论是中国工人阶级，还是中国人民，再或者是中华民族，其概念的整体集合无疑包括着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存在和生活的各种宗教团体。因此，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既然是这个整体集合概念的先锋队，那逻辑上也就必然是宗教团体的先锋队。在这种条件下，如果共产党内没有宗教信徒，那不就等于抛弃了信教民众，那怎么还能体现党是宗教团体的先锋队呢？
“另外，就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而言……‘三个代表’的思想，归根结底就是要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愿望，就是要解决执政党脱离人民的问题。既然如此，如果禁止党员信仰任何宗教，或者禁止任何信教公民加入共产党，那就必然使党失去了一大部分宗教信徒的支持，很不利于巩固党的执政能力。
“还有，就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而言……现在主要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如果共产党内有不同宗教的信徒，不仅无害，而且有利于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
“如果还继续采取僵化的思维模式，固守党内清一色的无神论理念，那就必然和现行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和历史任务发生严重的冲突，最终危害的将是共产党自身的执政地位。
“……实际上，在中国共产党现行章程中也没有明确规定‘无神论’，更没有明确规定共产党员不得信仰宗教。
“因此，划清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将无神论的执政理念确立为党组织的活动原则，而不是党员个人的生活原则，给党员个人在精神领域内留下一点自由的空间，宽容和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自由，这既是按照党章实现党内法治的需要，也是团结更多民众，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所必需。”（90）
此论是把分别属于世界观（无神还是有神）和人生观（理想和当下的政治考量）、价值观（道德）三个不同范畴的概念强拉在一起的产物。它做了许多强词夺理的论证，却故意回避了《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二条的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我们知道，觉悟一般是指当事人由迷惑到明白、由模糊到清楚的认识程度。它是在实践基础上产生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提高的。这样看共产主义觉悟，它的基本要求就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理论性要求，一个是实践性要求。这里只谈前者：
共产党员坚定的阶级性是以自觉接受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是对共产党员的最重要的思想要求，也是共产党员“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具体表现。一个共产党员，其自然成份和社会身份可以不是工人（例如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人士），但只要承认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就可以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这就要求共产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科学发展观”（91），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这一切与任何一种宗教的基本教义都是根本抵触的（92）。
或许魏宏教授自觉不自觉地居高临下看宗教，似乎向宗教徒敞开共产党的大门是对他们的潜在需要的一种适应和满足，然而这完全是瞎子摸象式的臆断。某天主教网站在解答信徒提出的“天主教徒真的不能入党吗”的问题时肯定地说：“除非情况十分特殊，正常情形下在中国作为一名信友不应该成为共产党员。”（93）基督教方面也有一个例子。《十字架（耶稣在中国）》是继《神州》之后前中共党员、现基督新教牧师远志明2006年在中国有关党政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下拍摄的传教影片（94）。有人在互联网上发表观后感说：
“第三集里面有比较多的（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家庭教会人数众多的聚会的场景，加上有很多流泪举手载歌载舞的镜头。有弟兄姐妹看了觉得有点‘不舒服’，说实话我有时也有点‘不自在’。不过我倒并不是因为对‘灵恩派’过敏，而是‘担心’这样的镜头会给人‘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感觉，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文革‘红海洋’等等。不过这样的‘担心’也有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心理障碍’）。‘党好，主更好’的话我也觉得‘不舒服’。在看电视片以前我在北美的中文报纸上看到远志明弟兄接受记者采访，也讲到希望大陆政府能正确的认识和‘理解’基督教，甚至希望有一天共产党能够像允许资本家入党一样也允许基督徒入党。我不知道记者的报道有没有失实，如果是真的，‘允许基督徒入党’的理念倒是（跟‘基督教救国’一样）可能真的值得弟兄姐妹‘担忧’。”（95）
他担忧的是什么？是基督教信仰的纯洁性。放弃无神论或许是中国共产党的“自由”，但只要它不放弃马克思主义，虔诚的宗教徒特别是基督徒就不会一般地相信它的成员会是有神论者（尽管有许多共产党员事实上已经成了有神论者）。于是出现了一个悖论：“共产党”向着南面招手说：您进来吧，我这里给您腾出了足够你们的神呆的地方。宗教徒回答：岂敢！我的神自古以来只能呆在雷池南边（96），您那里我爬得进去，我的神爬不进去呀！于是共产党里面到底有没有神就成了化解这个悖论的突破口。十几年前已经有一位著名的文化基督徒对这个问题表示了关注：“马克思主义一旦成为具有社会效力的意识形态之后，是否是一种宗教，与儒家是否是宗教一样，同样成为问题。”（97）“从社会学立场把儒家视为一种宗教，将会是富有成效的。这反过来也会澄清何谓真正的宗教和在社会学层面上展开宗教批判。”（98）到了几个月以前，则有一位共产党员学者做了如下学究式的论证：
“近代辛亥革命之后，儒教信仰的制度支持体系已消解，但儒教信仰却以私人信仰的方式，保留在个人精神里。当近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得以逐步建立之后，国家权力的合法性证明方式——神圣化的要求，却在不同程度上承继了儒教传统的最大影响，即把天命的合法性源头转变为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的契合，用富有政治思潮特点的‘主义’，替代了传统权力合法性证明的‘天命’信仰，从而在二十世纪中国宗教权力建构的同时，也使国家权力秩序建构的构成之中也内涵了宗教极其复杂并且非常强大的神圣化要求。
“这种神圣化要求，自觉不自觉地保留在1949年之后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这一传统，不是宗教，却似宗教，甚至比制度宗教的神圣化要求更加强烈。它们并不具备制度宗教的组织特征，依然是对于国家权力存有强烈的制度依赖，或者就出自公共权力本身所具有的合法性证明需要。这就是说，它必须把公共宗教的神圣化要求，紧紧地纳入自己的权力秩序建构过程中，想方设法地要从这种神圣化要求之，获得合法性的证明资源。
“更加重要的是，这一特征，决定了公共宗教在国家层面所内涵的神圣化要求，并不直接表达为宗教，而是一种以公共权力合法性的证明要求，以各种公共型象征符号、特别是对于神圣资源的配置和使用等方式来表达。因此，这些神圣化要求，直接依赖并且表现为国家公共权力的制度设置，进入了公共权力秩序。所以，国家权力秩序之中往往亦能内涵了相应的神圣化要求。而这些要求的表达路径，大多不在宗教或法制的领域，却深深镶嵌在政治秩序及其行政权力的相关领域中。”（99）
把它还原为普通的表述，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
指导1949年之后新中国的执政党的理论基础即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两千年儒教传统的现代版，是现代中国的公共宗教。
由此推论，中国共产党与无神论的关系乃风马牛不相及，其掌权以后就已经着手的造神运动一直持续至今（100）。而“宗教可姓封，也可姓资，甚至可能姓社。它并不固定随着一种社会制度的兴亡而兴亡，所以它能够从古至今延续下来。正是宗教自身的延续性、独立性和可变性，也给自己创造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可能性。”（101）“不同的社会阶层之中的宗教信徒，作为有神论者，他们同样也可以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之中的先进分子”，即完全有资格成为中共党员。“如能依宗教社会性与合法性的制度设计，它能够将宗教团体乃至宗教活动的影响合法地分割在一个法定领域之中，难以直接构成政治领域的意识形态冲突，促使行政监督、社会控制成为宗教合法性的最好补充，宗教仅仅是一个行政管理、社会控制领域的事情，从而能够将宗教与政治的（户）【互】动关系转移成为一个法律治理问题，转成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从而不太可能直接地构成政治领域中的意识形态冲突或直接的政治危机。”“这些问题，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为执政党时要认真加以考虑的。至于‘红色宗教徒’的入党现象，仅仅是此类问题的冰山一角罢了。”（102）
回到本文的主题，上述结论的简化表述就是：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主动放弃了手中的无神论话语权力，也不再要求其成员使用无神论话语权利。现在要做的是打破中共所操纵的“公共宗教”壁垒，赋予其他宗教与该“公共宗教”平等的话语权力，这样一来，我们的“主内”弟兄姐妹们就不用“担忧”了。
中国和解智库大陆召集人王光泽以2008年四川地震为背景说的话就更清楚了：
“现行中国宪法将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贯彻其中，在宪法总纲中明文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必须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唯物主义在中国大陆获得了钦定‘国教’的地位。”
“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这些唯物主义者还是露出了马脚。例如，当革命者祭奠牺牲者，总会告慰其‘在天之灵’，‘英灵’这个词也在影视剧中频繁出现。这些文化符号的浮现，隐含了唯物主义者面对死亡时的捉襟见肘，不时露出了有神论的尾巴。生命的尽头是死亡，死亡的尽头则是信仰。”
“近年来，不断有江泽民、李鹏等吃斋拜佛的消息在坊间流传，也曾有不少中共高层官员练气功的小道消息。汶川大地震之后，很多中共官员也在不同场合祈祷地震死难者在天堂安息。”
“中国有神论者的人数可能达到4亿人以上，是现有7000多万中共党员人数的6倍。”
“6月9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一篇名为《宗教信仰或在震灾之后复苏》的分析文章，该文引述上海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的话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灾害，中国人基于对天地间最宝贵的生命的敬畏，开放了他们的家国结构，同时也开放了他们的信仰和宗教。’”
“大地震似乎震开了中国大陆信仰自由的窗口。……除了中国宪法和执政党党章的规定之外，让人很难再相信中国仍然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国度。”
“中共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框架内，强调自己是历史规律的遵循者……是掌握历史规律的先行者，类似于传统儒家所称的大圣大贤之人，并可领袖群伦，万世一系，不可更张。这种意识形态如果用常识的视角，其实不堪一击。”
“在大地震之后，有海外媒体认为，中国人终于安静下来，开始变得谦卑。在不知不觉中，这个唯物主义者鲜血染红的帝国悄悄地改变了颜色。”（103）
写到这里，笔者只好摇头长叹一声：但愿我记录下来的那些高人的文字仅仅是“乱弹”！
五、无神论话语权的可能走向
这里说的主要是执政党手中的无神论话语权力的可能走向。如果上述“乱弹”还有一点正面的意义，那就是令人想起近30年前即将接任中共最高领导职务的胡总书记说过的两段话：
“五十年代末期以后，由于党内缺乏正常的民主生活，缺乏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央的负责同志就开始离开了自己的正确思想，犯了错误。多少年来，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搞个人崇拜，把个人封成神，认为谁谁说的做的都是百分之百正确，不可能有错误。什么明察秋毫呀，洞悉一切呀，大救星呀，那是封建愚昧的表现。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还搞了一段个人崇拜。危害之烈，莫此为甚。这样搞，第一，根本不可能有党的民主集中制；第二，根本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第三，根本不可能解放思想；第四，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一言堂、家长制等封建专制主义，并被某些坏人利用搞法西斯主义。所以，个人崇拜这种根本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必须严肃批判，以后再也不能搞了。我们共产党员，只有能力大小强弱之分，没有绝对行同绝对不行之分。不能说这个人的能力绝对行，那个人的能力绝对不行。”
“关于宣传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问题，多少年来，我们在思想、理论上相当混乱，即使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澄清。什么大救星啦，什么首长到我们这里来是莫大鼓舞、莫大鞭策、莫大教育、莫大幸福啦，诸如此类的话，以后再也不要说了。”（104）
笔者希望：全国人民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包括无神论）世界观，彻底摒弃任何形式的疑似造神的偶像崇拜（同时尊重一部分公民的此类崇拜或者神灵、心灵崇拜），建设一个太太平平、端端正正、和和气气、亲亲热热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008年11月1日－12月2日初稿
2009年2月27日修改
注：
（1）葛兰西：《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6页。
（2）“文”与“化”连用始于西汉。例如刘向（约前77—前6）所著《说苑·指武》：“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3）《文化与社会——1780至1950年英国文化观念之发展》（台北，联经出版社1985.）。
（4）有人把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归结为：“目前的中国，在经济上存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二元结构，在文化上也是各种主义和思想共存的多元状况，但在政治权力上则是一元结构。”“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建立在中国独特的文化和价值上的。我们可以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意识形态一元化的社会主义社会、一个处于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社会、一个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社会；强调马克思主义、西方自由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三者同时存在的社会。”（于建嵘、（日）毛里和子：《政改中间道路 东亚政治发展启示》，《南方周末》2008年11月19日）
（5）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三卷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6）直到现在人们还在自觉不自觉地使用“父母官”这个打着封建烙印的名词。同时由于男女平等观念已经普及，“母”也有着同“父”一样的地位。
（7）（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 年版）。
（8）大致包括用来满足衣、食、住、行等物质需要和荣、华、富、贵等精神需要甚至非常规的性需要的物品和服务。其中比较特殊的一种是许多著名寺庙的第一炷香。
（9）丁刚：《中国媒体是谁的喉舌？》（《中国观察》2004年6月14日02:00:00）
（10）《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2004年8月26日）。这段话虽然针对的是“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的“问题”，却在全社会有着普遍性，甚至程度更严重。笔者对该文件所使用的“政治信仰迷茫”一语持有异议。首先，在“政治”领域，“信仰”之说并不成立（可参考下节正文的相关内容）；其次，“政治信仰迷茫”在这里的的实际含义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不完全信任或存疑，与“理想信念模糊”指的是同一种思想状态。如果把它改为“政治立场游移”或“政治方向不明”，似乎更符合文件起草者的立论本意。
（11）“‘道德滑坡论’认为，在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社会存在着不断升级的腐败现象，犯罪率上升，社会冷漠、见死不救现象增多等。另一种观点则完全相反，被称之为‘道德爬坡论’。这种观点认为，转型时期的道德处在‘爬坡’状态。其主要依据是，公民道德变得越来越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道德不再与经济相分离。在这种观点看来，人们追求利益，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恰恰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中国教育报》2003年7月17日第7版，本报记者杜悦：《“道德滑坡”还是“道德爬坡”？——《中国当代大学生问题报告》作者访谈》）。
（12）据说最早使用无神论（atheism）这个词的是希腊哲人柏拉图（Plato， 约公元前427－前347）。
（13）《论语·八佾》。
（14）《论语·雍也》。
（15）王充（27——约97），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省）人。其著名的无神论言论是：“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死人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论衡·论死》）
（16）范缜（约450—515），字子真，南乡午阴（今河南泌阳县西北）人。其著名的无神论言论是：“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神灭论》）
（17）《老子》第25章。
（18）《法苑珠林》卷九四：“生无信仰心，恒被他笑具。”“信仰”在这里指对佛、法、僧三宝的崇信钦仰。佛教强调修行之初须立坚固的信心，令不动摇。按：唐显庆四年（659），释道世根据《经律异相》编成《诸经要集》二十卷，后扩充为《法苑珠林》一百卷。
（19）信仰“指在无充分的理智认识足以保证一个命题为真实的情况下，就对它予以接受或同意的一种心理状态。信仰显然是一种由内省产生的现象，它或者是一种智力的判断，或者如18世纪苏格兰不可知论者休姆所主张的，是有别于怀疑感觉的一种特殊感觉。只有在对信仰者来说一个命题显然是真的时，信仰才能变成知识。相信某人或相信某件事，与相信某一命题是真实的，是基本上不相同的两回事。”（《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8卷659页）“信仰是人类在精神上突破自我终极有限性的一种精神需要。”（刘利华：《信仰的意义》，《天益社区》网2008-03-31 07:03:03）简言之，“信仰”是一种纯主观的、没有任何客观因素介入的精神现象。基督教经院哲学家安瑟伦就说过：“我因为信仰而理解，而不是因为我理解我才信仰。除非我信仰了，否则我绝不会理解。”畅销书作家王朔不久前冒出一句：“什么也瞧不见还站在那里瞧，仰着脖子，瞪着白内障，这叫信仰。”（《梦想照进现实》）道出了民间非宗教徒群体普遍的对“信仰”概念的感性认识。
（20）1995年9月6日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暂行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党校教师必须做到：（一）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是在这个问题上难得见诸党的正式文件的正确规定。
（21）政治信念属于价值观范畴，在除共产主义之外的任何论域都与世界观无关。需要指出：十几年来执政党向全社会甚至全世界宣示本党处理与宗教界人士的关系原则是“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其潜在的前提是：双方的价值观经过努力可以达成一致，双方的世界观不可调和。但“信仰上互相尊重”这个表述容易引出歧义，因为它绕不开双方对各自的“判断”或“感觉”对象是否存在、如何存在有所表白的话题，而实际上真正需要尊重的仅仅是在这个话题上彼此所持的认识论基本立场。根据李维汉同志1962年5月《在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纪要》所言“有神论和无神论是世界观问题，只要政治一致，就可以而且应当团结起来，共同奋斗”，笔者认为对这个原则正确的表述应该是“政治上团结合作，世界观上互相尊重”。我国当代著名基督教神学家汪维藩牧师说：“我国教徒群众与非教徒群众之间的那个界限，只是一条可以移动的、相对的界限；在活的现实中，他们是不可分割的，因而也毋须人为地加以分割。对人的鉴别，只须看他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无贡献，而不必问其世界观上相信上帝与否，这才是界限之所在。”（《一条可以移动的相对的界限》，《宗教》1993年第1期）这个说法用来诠释该原则是很到位的。顺便说一句：由于构成语言系统的词汇在某些使用场合的关联性，“信仰”往往是“相信”的强化形式（“信仰（faith）多半发生在情感层面，它跟体悟没有多大的关系，却跟信任和奉献攸关。宗教信徒大部分都得倚靠信仰，但信仰并不比相信（belief）好到哪里去。相信只是一种头脑里的信仰，而信仰则是一种情感上的相信。”见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阿玛斯著、胡因梦译《钻石途径之一：内在的探索》），所表达的是言者的一种现实态度，例如人们耳熟能详的“信仰共产主义”。于是有人便把“信仰”直接归入“精神价值层面”（《中国宗教报告（2008）》第01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稍加引申，又可以产生如下判断：“人们的信仰是多种多样的，除宗教信仰外，还有政治信仰、群体（或社团）信仰、文化信仰和其他信仰等。”（何虎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教研参考》杂志2007年第6期）在这个语境（作为价值观的信仰）里，至少是在当下我国的宗教界，“信仰科学”、“信仰民主”、“信仰法律”、“信仰道德”、“信仰现代文明”已经是大多数人的共识，这样的“信仰”是进步的、积极的，是值得“尊重”的；但也不能不看到，还有一些人“信仰农奴制”、“信仰多妻制”、“信仰‘不信上帝者必下地狱’”、“信仰‘教会在现代已扬弃那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联合的极权主义及无神主义’”，这类完全违反宪法和法律的“信仰”还需要“尊重”吗？把话说回来，“信仰上互相尊重”作为执政党处理某种关系的原则，在其作为世界观的“信仰”概念的外延里既没有后者的位置，也没有前者的位置。既然如此，何必不改用一种不会产生歧义的说法呢？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92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0卷第371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02页。
（25）“1999年，英国剑桥大学发起‘千年第一思想家’的评选，结果是马克思位居第一。同年，英国广播公司也进行了同一命题的全球网上投票，结果仍是马克思位居第一。2002年，英国路透社搞了一次‘千年伟人’的评选，马克思以一分之差略逊于爱因斯坦。2005年，英国广播公司又进行了‘最伟大哲学家’的评选，马克思以近28%的得票率位居第一，位居第二的休谟的得票率仅为12%多。”“据报道，随着华尔街金融危机的蔓延，自由资本主义受到广泛的社会质疑。在德国，马克思的《资本论》成为今年圣诞节的最佳礼品，销量比2005年增加两倍。据说，德国现任财长施泰因布吕克现在正在阅读《资本论》，这位在金融危机中焦头烂额、寝食不安的财长，现在成了马克思的‘粉丝’。”（黄晴：《<资本论>热销 金融危机中财长们成马克思粉丝》，2008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
（26）对这种现象的经典表述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林彪：《1966年8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7）[转帖]利生法师：《略述有神论与无神论》（中国佛教论坛网2008-10-25 21:04:55 ）
（28）（德）于尔根·莫尔特曼（Jurgen Moltmann 1926— ）编：《布洛赫：遗产中的宗教》（慕尼黑1967年）第17页。转引自刘小枫：《走向十字架的真：20世纪基督教神学引论》（增订版，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423页。
（29）牟钟鉴：《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应当是温和的无神论者》（中国民族报2007-1-20）。
（30）《论语·宪问》。“谅”，一般解作普通老百姓所抱守的小节小信。
（31）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存在每天平均消费不足1美元（联合国标准，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贫困人口1.35亿。
（32）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与当时的中国国民党共同推动了1922—1927年的“非基督教运动”。1922年3月11日北京学生成立“反宗教大同盟”是该运动的起点。3月21日，由国民党员李石曾、汪精卫、朱执信、蔡元培、戴季陶、吴稚晖和共产党员陈独秀、李大钊等77名学者以该同盟的名义联署发表宣言和电文，指出宗教（即基督教。——笔者注）对人类的祸害，称中国原为无教之国，但近数十年基督教却来毒害国民，故他们组织同盟以对抗之。
（33）例如邓小平1979年10月15日在会见英国知名人士代表团时说：“我们建国以来历来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当然，我们也进行无神论的宣传。”（《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七五至一九九七 )第13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34）“早在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期间，就有丁光训、赵朴初、班禅6位代表提出第139号提案，建议把当时施行中的1978年宪法第46条‘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亦即恢复1954年宪法第88条的写法。他们认为，1954年宪法第88条‘概括得全面’，‘宗教界人士对这一条很满意’。但是，任继愈、刘大年等12位代表却持相反意见。他们在五届人大第四次会议期间，针对上述的139号提案，提出了保持1978年宪法第48条不作修改的2091号提案，并且申述了‘如刪去“公民有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必将助长外国传教势力在我国复辟的幻想’等数项理由。另一方面，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赵朴初、丁光训、安士伟、巨赞等16位宗教界巨头，就修改宪法第46条问题举行座谈会，护卫第139号提案，批驳第2091号提案的一些论点，坚决主张刪去‘公民有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恢复1954年宪法的相关规定，并将此次座谈会《纪要》呈交给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宪法修改委员会研究了两种对立意见的争论点，写出了比以前任何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要完善的条文。那就是现行宪法第36条。该条共4款，內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仼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许崇德：《现行宪法产生过程的特点》（《法学研究》2003年第1期）
（35）《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
（36）中共中央宣传部1982年4月20日发出《关于不要在报刊上宣传，也不要批评人体特异功能的通知》，同年6月15日发出《关于人体特异功能宣传问题的通知》。前者的主要内容是：“耳朵认字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在报刊上不要介绍和宣传，也不要发表批评的文章和消息。”后者的主要内容是：人体特异功能“不是我们的研究重点，在科学上还没有充分证实之前，今后在报刊上，不再介绍和宣传，也不要进行批评和组织争论”。当时的新闻出版界把它们解释为党中央关于“人体特异功能”之类伪科学的“不宣传、不批评、不争论”的“三不政策”，“实际上对伪科学的宣传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近乎放任和鼓励，甚至等于给了保护。”（于光远：《三不政策的由来》，转引自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版 李卫华 刘伟亚：《追踪到公审（胡万林事件采访内幕） 》）1986年成立了由国家安全部、中宣部、国防科工委等三部门有关负责人组成的三人小组。后来，三人小组里又加了一位国家科委副主任，变成了四人小组。1990年12月20日重新组建为人体科学研究工作六人小组，下设一办公室，即国家体委的武术研究院。不久改名为“人体科学工作组”。1998年经国务院李岚清副总理批示，再次明确对人体科学研究工作的原则性指导方针不变，即报刊上不宣传，不争论，也不批评，允许少数人继续研究；在组织上今后应纳入体育总局，由伍绍祖局长负责，不必成立跨部门组织；原有的经费继续拨付。（逍遥墟主人：《国家对气功和特异功能研究的基本政策——与崔永元再谈心》，气功人论坛>>生命科学，2007-4-8 04:14 ）
（37）事后广泛开展了教育转化原“法轮功”修炼者的工作，主要是从政治上批判李洪志的歪理邪说，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38）《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2004年8月26日）。
（39）同上。
（40）继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我不信邪：何祚庥反伪科学论战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无神论与宗教知识问答》（马品彦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同年6月出版《当代无神论教程》（李申主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科学无神论研究》（李士菊著）之后，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了《科学无神论教育研究》（周鸿著）。后者尽管后于该文件问世，但它作为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研究成果，启动是在该文件出台之前。此后基本上没有专门宣传无神论的著作进入图书市场。
（41）是年中宣部下达过无神论研究项目。
（42）笔者读到这个文件还是托互联网的福。曾供职于中国社科院的前中共党员傅希秋以基督新教牧师的当下身份在该文件出台4个多月的时候就把它全文发表在设在美国费城的由他任会长的“基督徒人权对华援助协会”主办的网站上了。
（43）《中国宗教报告（2008）》第00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
（44）同上第279页。
（45）见下节。
（46）为配合该《计划纲要》的落实，上海反邪教协会组织有关专家编辑出版了《科学思想100题》。该书完全是一本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宣传品，强调了“没有天意，只有规律”，却只能用“附佛邪教是对佛法无神论思想的歪曲”的说辞羞羞答答地把“无神论”3字印在书页里，而实际上所谓“佛法无神论”不过是有神论的一个变种而已。
（47）有人说当代中国“约有3亿的国民比较‘明显的、直观与正式的’接受着或奉行着或传授着‘无神论’思想”。见蓝色天空／Bluesky／2003-8-3／《中共党员、团员应享有宗教信仰自由》。
（48）汪维藩：《当代中国学者对宗教的观念之改变》（《宗教》1993年第2期）。
（49）严明法：《形形色色的“吃教”现象》（《科学与无神论》2007年01月11日）。
（50）该书第002页。
（51）不能不指出有相当一批伪科学即反科学著作也以这个名义流入市场。除1978年至1998年正式出版的《发现黄帝内经》（上、下册，柯云路著，作家出版社，1998年）、《人是太空人的试验品》（李卫东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周易与预测学》（邵伟华著，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沈昌人体科技——21世纪的曙光》（尹一之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严新气功科学实验纪实》（经纬、艾人编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大气功师出山——张宏堡和他的功法秘宗》（纪一著，华龄出版社，1990年）、《中华奇宝“万法归一功”秘传真经》（张小平著，华艺出版社，1993年）、《转法轮》（李洪志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大自然的魂魄——记自然中心功传授者张香玉》(李培才著，长虹出版社，1989年）和《中国元极功法》（张志祥著，科学出版社，1995年）等10部伪科学代表作外，首都图书馆向“2000北京科技周”推荐的百种科普图书竟至少有四分之一以上属于宣扬史前文明、外星人光临地球、神秘现象、有神论和反进化论的伪科学著作。这种现象近10年来并无多大改观。
（52）徐玉成：《关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讲课提纲》（《予汝玉成的BLOG》2008-10-05 17:23:58）
（53）牟钟鉴：《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与宗教观》（中国民族报, 2006年3月14日）。
（54）黄楠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4页，第81页。这个推论是完全错误的。可参见（美）诺曼·莱文 著 赵玉兰 译《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的连续性》（《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5期）的论断：“1843 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表明,马克思是一名雅各宾派式的民主主义者,而马克思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却是在后来的1844 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完成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不仅记录了马克思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的诞生过程,而且也是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决裂的宣言书。”“《〈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同时也标志着马克思转向了共产主义,因为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把国家的消亡等同于私有财产的消亡。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首次号召消灭私有财产。马克思写道:‘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就已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
（55）冯今源：《关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的几点思考》（《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
（56）《<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57）《社会主义和宗教》（1905年12月）。
（58）《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7卷，第388页。
（59）《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25页。
（60）黄铸：《中国共产党宗教理论和政策的历史考察》（《人民日报》2003年11月14日 第九版）。
（61）袁益娟：《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关系刍议》（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第 29 卷 第 1 期，2008 年3月）。
（62）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63）《科学与无神论》杂志社副编审。
（64）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65）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66）原文详列了各种书籍的外文原名（汉译名用括号括起）和作者的名字，本文均予省略，同时将括号打开。
（67）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
（68）王真：《国外无神论研究：从精英走向大众》（中国民族报 2008-4-2）。
（69）王珍：《崇尚科学——美国无神论》（《科学与无神论》2006年10月11日）。
（70）《国外无神论、宗教、邪教问题研究基本动态》（秋实整理，《科学与无神论》2005年11月7日）。
（71）《科学与无神论》2005年4月22日。
（72）《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1996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73）刘全红：《中学生科学无神论教育刍议》（奎屯教育信息网2005-7-3）
（74）镇江市教育信息网《基础教育宏观决策与管理资料库→义务教育》。
（75）白先生的这个观点实“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
（76）佚名：《中国教育的“无神论”》。（《青年参考 》2008年11月01日）
（77）温金玉：《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第329次双周论坛上的点评》。（2007年2月16日）
（78）《数字中国》（http://www.china001.com/show_hdr.php?xname=PPDDMV0&dname=SIHGF41&xpos=56）。
（79）《从基督教团契到禅学社》。（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 >> 普世论坛 >> 宗教与法治）
（80）《周恩来的佛学造诣》（《智慧虹光 宁玛家园》 http://blog.sina.com.cn/xireduoji 2008-03-05 21:04:24）
（81）《政改报告建议中共放弃党员无神论立场》（《智慧虹光 宁玛家园》 http://blog.sina.com.cn/xireduoji2007-07-04 17:40:52）
（82）《政改报告建议中共放弃党员无神论立场》的跟帖。
（83）同上。
（84）风入松：《国家机关，缘何一片神鸦社鼓？》（民心网->原创频道-> 话山论剑2008-7-29 13:22:00）。
（85）例如2004年8月底叶小文局长兼该会会长在香港佛教界茶叙会上以“世界佛教论坛 续佛慧命的期待”为题发言，明确点出将于2006年4月举办的首届世界佛教论坛的主旨之一是回应基督教传教影片《十字架在中国》“要用西方基督教文明取代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企图。论坛举行前夕，叶小文对新华社记者说：“佛教将因中国而大放异彩，中国也将因佛教而‘拈花微笑’。”（新华网北京2006年4月10日电 (记者魏武)）
（86）易阳生：《看懂了再说——向方舟子先生进一言》（新语丝电子文库2001.12.15.）。评论者进一步发挥潘岳的论点称：“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宗教本质上是人们对现实的功利以外，对于已知真理体系之外更大价值的承认和追求。”“宗教信仰……将是永恒的，除非有朝一日人类能够达至绝对的真理。”这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宗教“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论和宗教消亡论的公然背叛。
（87）这句话基本上是谎言。“1954年3月22日，一位机工给爱因斯坦写信，提到他读到一篇有关爱因斯坦的宗教信仰的文章，对文章内容的真实性表示怀疑。爱因斯坦在24日回信说： ‘你所读到的关于我笃信宗教的说法当然是一个谎言，一个被有系统地重复着的谎言。我不相信人格化的上帝，我也从来不否认而是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如果在我的内心有什么能被称之为宗教的话，那就是对我们的科学所能够揭示的这个世界的结构的没有止境的敬仰。’”（方舟子：《爱因斯坦信的哪门子教？——驳斥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潘岳的宗教宣传》，载于新语丝电子文库2001.12.15.）
（88）《信念与道德——在成都空军昆明基地营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一次演讲》（2002年9月11日）。
（89）原文如此。
（90）《关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法理解读》。（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注：本文为作者在2008年5月31日至6月1日北京“宗教与法治国际学术研讨会——和谐社会中的法律制度与宗教”上的发言。）
（91）《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三条》。
（92）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近十几年来才有了“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这项基本政策的制定和贯彻落实。
（93）《天主教在线》2006-2-13 1:17:17。
（94）正在拍摄制作的另一部影片名为“福音”。
（95）基甸：《应该允许基督徒入党吗？——我看<十字架（耶稣在中国）>》。（《博讯》boxun.com，2006年3月3日)
（96）东晋咸和二年（327），历阳（今安徽和县）镇将苏峻进犯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市）。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刺史温峤请求职掌朝廷大权的护军将军庚亮允许他率兵北进救援，庚亮不同意，写信告诉他“吾忧西陲，过于历阳，足下无过雷池一步也。”（《报温峤书》）自此“不可越雷池一步”成为广为流传的成语，表示做事不敢超越一定的界限和范围。雷池在今安徽省望江县东南雷池乡，古有雷水，流至望江县境积而为池，再由雷口入长江，故名。历来为军事要津，是由九江借水道北上南京的必经之路。
（97）刘小枫：《走向十字架的真：20世纪基督教神学引论》（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增订版）第426页。
（98）同上第457页。
（99）李向平：《私人信仰与中国宗教的法制化》 （学术中国 >> 学术周刊 >> 观察与思考 2008-08-12）。
（100）“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以来，已有数十个地方政府直接介入了祭炎黄、拜轩辕、祀孔老孟子一类的公祭或国祭活动。而被地方政府连续克隆的各类大型祭祀仪式，互相攀比，规模日大。”（李向平：《 后改革时代的正当性冲动——清明祭国祖的象征意义》 ，学术中国 >> 学术周刊 >> 观察与思考 2008-05-02 ）
（101）此话几乎一字未改地摘自潘岳论宗教的那篇文章。
（102）李向平：《“红色宗教徒”的入党问题》 （学术中国 >> 学术周刊 >> 中国研究 2007-07-20 ）
（103）《中国还是一个唯物主义国家吗？》（《中国智库》http://www.chinathinktank.cn/ 2008年7月1日）
（104）胡耀邦：《在各省、市、自治区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0年11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