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查的大量涌现是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各类知识分子均非常热衷于社会调查，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调查中。社会调查涉及的范围也非常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物产、山川、气象与民俗之关系等等方面。大凡科学理论、政治决策、经济行为均以调查之研究结论为出发点，无调查则无说服力。这种对社会调查的崇尚，笔者以为，与国人科学观念的升华有重要关系。
社会调查最早出现于１９世纪初期的欧洲，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和近代学术发展的产物。根据我国社会学的先驱―――吴文藻先生的研究，西方国家的“社会调查本源可以溯到法国黎伯勒（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ｃｌｅ Ｐｌａｙ１８０６―１８８２）在当时实地考察工人生活所作的许多家庭账簿研究。”① １９世纪中期以后，随着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的发展，社会调查逐渐普及并被西方社会接受为一种了解社会、研究社会的有效方法。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侵略者开始对中国进行以军事和经济的侵略为主要目的社会调查。１８３２年，为了用武力对中国推销鸦片，东印度公司大班查理?马奇班克斯派遣胡夏米沿中国沿海进行侦察，对中国的军事部署和装备、沿海的河道海湾、以及各地物产和商业贸易情况进行调查。正是“英国侵略者这次对沿海形势的调查研究，却直接导致了一项军事侵略方案的成立，并成为鸦片战争中英军制定作战计划的根据。”② 鸦片战争后，为了和英国争夺对中国的贸易，普鲁士政府曾多次派人对中国的情况进行调查。１８４２年１２月，“驻汉堡的萨克森领事则奉到指示，要他对汉堡由一家商行拟在中国设支店一事是否确实，以及关于对华贸易的一般希望作‘确切和广泛的调查报告’”。次年普鲁士政府又先后派遣驾驶“路易莎公主”号前往广州的卢德拜尔图斯船长和杜塞尔多夫政府的秘书顾鲁柏前往中国进行商情调查。③ １８６０―１８６１年，普鲁士政府以“东亚考察团”的名义，派遣了一个更大规模的团队对中国的商业贸易情况进行调查。几乎同时或更早一些时候，还有一些西方人包括西方传教士也从了解中国的目的出发，开始了对中国社会情况的多方面调查，１８３３年在澳门出版的《中国丛报》（英文版）已有调查材料。④
与西方社会一样，中国古代社会的学术传统中并无社会调查之研究方法。随着外国人在华进行社会调查，社会学等注重和使用社会调查进行研究的学科于１９世纪末传入中国。维新派在万木草堂和时务学堂的教学大纲中均设有群学⑤ 课程。章太炎翻译了日本人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严复翻译了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严复对于社会学的功能和重要性推崇备至，他认为“学问之事，以群学为要归，惟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⑥ 严复激烈批判了中国传统的陆王心学的研究方法，“夫陆王之学，质而言之，则直师心自用而已。自以为不出户可知天下事，而天下事与其所谓知者，果相合否？不径庭否？不复问也。”⑦ 他提出“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方其治之也，成见必不可居，饰词必不可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必勤必耐，必公必虚，而后有以造其至精之域，践其至实之途。”⑧ 冯友兰先生认为，严复所说三层科学方法“用现在的话说，第一层就是调查研究，搜集第一手的材料，第二层就是于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第三层就是在实践或科学实验中检查那些对于规律性的认识是否正确。”⑨ 按照冯先生的分析，严复……
……（文件传输错误导致本处数十字节为删除待补）进入２０世纪，大批中国学生赴日留学。受到日本社会调查风气的影响，留学生开始进行社会调查，并迅速影响到国内，清末中国掀起了一股现代社会调查的潮流。{11}
二、民国时期社会调查的繁荣
民初初期，西方的社会学、人类学等注重使用社会调查方法的学科开始走向成熟。为了解决日益深刻的社会矛盾，他们需要调查、分析、改良社会。特别是在美国，社会调查发展十分迅速，有如“雨后春笋”。美国社会调查的特点是“开始即为解决实际问题而作”，“完全为对付实际需要而来”{12} 与此同时，一些外籍学者、教会学校的教师开始按照实证社会学的方法着手对中国社会进行调查，形成了一次小小的社会调查热潮。
这类社会调查主要有：１９１４年，北京青年会发起了“关于北京３０２个人力车夫生活情形”的调查，这是我国第一个城市人力车夫的调查。１９１７年，美籍教授狄特莫（Ｇ．Ｇ．Ｄｉｔｔｍｅｒ）指导清华学生（当时清华大学设有社会学课程，但尚未设社会学系）对北京西郊１９５户居民的生活状况进行的调查。其中汉族人１００家，满族人９５家，职业包括工人、农民、车夫、军人、木匠、理发匠及少量学人等。１９１８―１９１９年间，美籍传教士甘博（Ｓ．Ｄ．Ｇａｍｂｌｅ）、燕京大学教授步济时（Ｊ．Ｓ．Ｂｕｒｇｅｓｓ）等人仿照美国“春野城调查（Ｓｐｒｉｎｇｆｉｅｌｄ ｓｕｒ?鄄ｖｅｙ）”{13}，在北京进行了一项较大规模的城市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北京的社会状况，涉及到历史、地理、政府、人口、健康、经济、娱乐、娼妓、贫民、救济、宗教等项目，调查结果《北京―――一个社会的调查》（Ｐｅｋｉｎｇ：Ａ Ｓｕｒｖｅｙ）于１９２１年用英文在美国发表。１９１８―１９１９年上海沪江大学美籍教授古尔普曾两次率领学生到广东潮州凤凰村进行的调查，著有《华南乡村生活》一书（１９２５年）等等。外人研究社会问题的方式，对于正在探究摸索的中国知识分子精英无疑是极大的启发，很多知识分子都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社会调查中去，翻阅这一时期的报纸，经常会看到冠以社会调查名目的调查报告。
民国初年至二三十年代在中国社会中进行社会调查的主要有以下几类知识分子：一是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相信“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他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想地想办法，打主意。”{14} “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15}，“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16}他们认识到，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必须对中国的国情有正确而清楚的认识，因此必须自觉地到工人、农民群众中、到社会中去进行社会调查。李大钊１９１９年专门向唐山煤厂的一位朋友做了访谈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写成了《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一文。陈独秀于１９２０年做了《关于上海市工人状况的综合调查》。邓中夏对广州的工人生活、劳资状况做了详细调查，写成了《１９２６年之广州工潮》一文。毛泽东于１９２６至１９３３年前后做了大量关于农村情况的调查，其中包括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无调查。无调查，则此盈彼绌，不相调剂。商业中人大都昧乎供求之比例，暗中摸索，类无把握，事业之盈亏，付之天命，良可慨也。”{17} 近代中国民办银行业的杰出代表陈光甫也极其重视社会调查对企业经营的重要作用。他早年留学美国学习银行学，回国后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由于经营得法，发展十分迅速。他在银行内部特设调查部，专事金融商情调查。他认为“调查部为银行之最重要部门，每星期刊行金融商情周报，调查至为明晰，而判断亦确有见地”。“鄙人所指调查为重要部门者，盖某一事项非经调查不能明了，非明了不能判断。”{18} 陈光甫对调查研究的范围作了详细规定，应当包括：１．重要商品的产销情况，进出口价格，季节性变化等，涉及到的行业有米、麦、面、豆、糖、盐、蛋、芝麻、饮食；棉、纱、布、茧、丝、毛、麻、纺织、服饰，化工、原料、建筑、五金、日用杂货、文化卫生用品等；２．各主要商号的资本、信用、营业情况；３．各主要工厂的生产成本、经营情况；４．各主要学校的师生人数、经费源流；５．农村的情况。比如农村的金融经济情况，农业技术情况等等也都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均需作系统的记录{19}。在上海银行的带动下，许多银行都开展了社会调查……
三是从事各类科学研究的学者。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一些中国学者开始对西方人主持的调查感到不满足。费孝通曾回忆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一部分不满足于社会工作的师生，我也是其中之一，提出了‘要理论’的愿望。但是又感到英美资产阶级的‘社会理论’不合中国情况；怎么办呢？于是想从社会调查入手。但是当时又认为甘博尔布济斯以及清河和定县这类社会调查太肤浅，解决不了问题，想另求出路。”{20} 随着中国社会学教学、科研队伍的逐步形成和教学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成立，中国社会学者也开始有条件作自己的尝试。他们致力于将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同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全国性的调查研究机构逐步建立。主要有“社会调查所”及“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调查所的前身是１９２６年成立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１９２９年更名为社会调查所，所长为陶孟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由陈翰笙、王际昌主持。两个研究机构都对农村生活和都市情况做了大量调查，发表了一批含有丰富实证材料的调查报告。从学术目的出发进行社会调查的还有大量在各高校任教的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学者和学生。
另外，还有不少研究自然科学的学者也进行了社会调查。例如，山东大学化学社就曾经对山东的形胜、气候、地质构造、工农经济各业等各方面的情况做过全面调查，他们宣称化学社“以扶助国内实业之发展及研究化学实际问题为职志。但欲从事实业之改良及发展，对原料成品之产量品质及目前之实际状况，非先有调查及统计工作以为研究之借镜不为功”。{21} 著名实业家范旭东创办的黄海化学工业社也以为化工生产服务为目的，组织学者对各地的传统工业―――酿酒业、制盐业、酿醋业、制铝业等等进行调查，并撰写刊发了“研究调查报告”共３９号{22}。这些学者的使用的调查方法与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使用的方法大体一致，所不同的是，在他们的报告中往往会包括所调查物产的原料、产品的构成分析，甚至还有经过实验后的得出的化学分子式。
知识分子对社会调查的热衷显然不是一时冲动的结果，对社会调查崇尚的背后是国人科学观念的历史性升华。
四、国人科学观念的升华
西方的科学技术早在鸦片战争后不久就作为一种技术传进中国。但将科学精神、科学的方法论提升为价值观是五四运动以来的事。梁启超总结了中国人接受西方科学文化的过程，他认为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然后开始引进坚船利炮；“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于是开始维新变法；“第三期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23} 然后开始全面介绍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也就是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国人对西方科学的理解不但超越了器物和制度层次，也超越了知识层次，突出表现在对科学精神的认识和弘扬上。
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高举科学的大旗，不仅宣传科学知识、进行科学研究、兴办科学教育事业，而且主张弘扬科学精神，提倡科学方法，用以改造国民的落后思维方式和陈腐的价值观念。《新青年》一出世即高呼“科学与人权并重”，因为“科学之光，其功不在人权之下，若舟车之有轮焉。”{24} １９１９年陈独秀为《新青年》写的《本志宣言》中说：“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25} 他又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说：“头脑不清楚的人评论事，每每好犯笼统和以耳代目两样赞美。这两样毛病的根源，用新术语说起来，就是缺乏实验观念，用陈话说起来就是不求甚解。”{26} 他断言：“人类将来真实之信解行证，必以科学为正轨。一切宗教，旨在废弃之列。”{27} 鲁迅也说：“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28} 《科学》的创刊人任鸿隽则从给“科学”定义的角度产生了科学精神的内涵，“科学者，智识而有系统之大命，就广义言之，凡智识之分别部居，以类相从，井然独译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自狭义言之，则智识之关于某一现象，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而又能分别关联抽举其大例者谓之科学。” 他认为科学就是
运用实验观察等方法，经过抽象思考而获得的关于客观事物内部规律的有系统的知识。可以看出，在人们心中，科学已经进一步被提升为一种主义，一种价值观，并多方面地渗透到知识学术、生活世界、社会政治各个领域。“实验观念”、“科学法则”已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社会调查的繁盛和国人的认识升华意味着，科学作为一种精神和一种方法论已经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研究的专利，在研究社会问题时也必须遵循科学的原则，只有按照科学的原则建构的关于社会问题的学说和结论才称得上是科学的，才是令人信服的。
长期以来，中国观察和分析社会问题缺乏科学实验科学的传统，缺乏一套完整系统的科学逻辑学作为方法论，同时也不注重发展科学研究的方法与技术手段。因此，解决社会问题大都遵循惟书惟上的传统思维模式，百家经典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依据，所谓“千古学术，孔孟程朱已成定案，吾辈只随他脚下盘旋，方不错走了路。” 官员的奏报虽能反映一定的社会情况，但往往不是全面调查的结果，有的还是弄虚作假的结果。近代以降，特别是１９世纪末期以后，国人惟书惟上的思维模式又转变成洋人的“书”、洋人的“上”，盲目地整个把西洋的各种主义和制度介绍到中国来，而很少着眼于社会现实，以为只要学得惟妙惟肖，便是社会的福祉，便可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九三学社的发起人王卓然就曾说过：“我国一般人士之通病，对于无论何种事物，每喜将他人所已得之抽象的理论，拾为己有，遂以为可即移用于我国之社会。故观多数出版之书籍，原于翻译者半，原于类似翻译者亦半。至实地调查而表以数字者，竟不多见。即偶有之，一般人见系数目具体之材料，即视为干燥无味而不能卒读。他国学者每评我国人最缺乏数字时间之观念，可谓切中其病。须知各种学术之定理原则，多从数目字中来。不能……
欲解决社会问题必须改变原有的思维模式和方法论，社会调查显然符合科学精神和方法论的要求。社会调查就是运用类似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用实证、实验、归纳、观察、演绎、逻辑等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其问题来自社会，其现象经过了科学的搜集和整理，其分析经过了科学方法论的历练和理性的思辩，其结论显然要比仅仅是来自对先人经典的演绎要严谨要科学。陈独秀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向来不认识自然以外的学问，也有科学的权威，向来不认识自然外的学问，也要受科学的洗礼，向来不认识中国底学问有应受科学洗礼的必要。” 陈独秀的话典型地代表国人反思过去的思想倾向，反映着国人对科学精神理解的历史性转变，反映着科学精神向社会科学领域的扩张和国人价值观的转变。这正是社会调查何以兴起并在民国初年走向繁荣的最深层的内在原因。
参考文献
① 吴文藻：《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５ｌ页。
② 牟安世：《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５２―５３页。
③ 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三联书店１９６３年版，第４４―４５页。
④ 张注洪、王晓秋主编：《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述评》，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０９页。
⑤ 社会学刚刚传入中国时被称为群学。
⑥ 严复：《原强》，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组编：《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近代之部），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第３５９页。
⑦ 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４４页。
⑧ 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一册，第４５页。
⑨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７２页。
⑩ 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５６页。
{11} 李章鹏：《清末中国现代社会调查肇兴刍论》，《清史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２期。
{12} 吴文藻：《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第１５２页。
{13} 春野城调查，１９１４年在美国Ｉｌｌｉｎｏｉｓ开展的社会调查。这次调查开始应用科学的方法，此前的调查，专门方法尚未发达，因此错误地方很多。春野城调查是由罗素舍其基金团（Ｒｕｓｓｅｌｌ Ｓ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主持的，对于发展科学的社会调查有很大贡献。吴文藻先生谓其为“后来一切同样调查的模范”。
{14}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１０页。
{15} 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１页。
{16} 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１９９１年版，第７８９页。
{17} 穆藕初：《振兴棉业刍议》，《穆藕初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９３页。
{18}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版，第８７５页。
{19} 寿充一编：《陈光甫与上海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８０页。
{20} 费孝通：《师承?补课?治学》，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版，第３２页。
{21} 国立山东大学化学社编：《科学的山东》，民国二十四年刊印，第１页。
{22} 陈调甫：《范旭东与黄河化学工业研究社》，载《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辑，第７０―７２页。
{23}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第８３４页。
{24}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ｌ卷，第ｌ号
{25} 《新青年》第５卷，第３号
{26} 《新青年》第２卷，第５号
{27} 《新青年》第２卷，第５号
{28} 《新青年》第５卷，第３号
任鸿隽：《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科学》，１９１５年第ｌ期。
贺瑞麟：《答蒋少园书》，《清麓文集》卷七，光绪二十五年传经堂刻本，第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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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１９８４年版，第５１２页。
作者简介：李志英，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傅奕群，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