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Ｊｏｓｅｐｈ Ｎｅｅｄ?鄄ｈａｍ， １９００―１９９５）于１９６４年在“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提出：“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期间，在应用人类的自然知识于人类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远比西方更有成效得多？”“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这就是引起科学史界乃至学术界极大关注的“李约瑟难题”。破解之论众多，不乏真知灼见，有些颇具理论价值或应用价值。
不过，本文在这里关注的是，在众多立论中，还听到了一种奇特的论调：近代科学只在欧洲产生，那是因为西方有基督教文化背景，即是说，没有基督教就不可能诞生近代科学。中国的传统文化似乎与科学无缘，因此，要想依靠科学，发展科学，中国就必须接受基督教信仰、基督教化中国。事关国家命运和民族未来，不能等闲视之。
那么，究竟科学与宗教（其中有基督教）是什么关系？它们是如何起源的？又如何演进的？科学真能与基督教融合，基督教指导科学真是有根据的吗？
一、科学与宗教的领域不同
有这样一种观点：宗教产生在前，科学产生在后。为此，还不厌其烦地进行解说。目的是什么呢？因为如此他们就可以说，科学是在宗教的基础上发生的，科学离不开宗教。其实，这是似是而非的一种论调。
谈到科学与宗教的起源，自然要追溯到人类的原始社会。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一切原始社会，“凡经可靠而胜任的观察者所研究过的，都很显然地具有两种领域：一种是神圣的领域或巫术与宗教的领域，一种是世俗的领域或科学的领域。”① 这是清晰透彻的真知灼见。
从人类文化的起源来看（相当文化发生学的意义），则有一个重要的基本观点：那就是，在人类文化发生之初，科学与宗教的因素就同时共生了。如果可以说，有了人，也就出现了人的文化，那也可以说，科学与宗教意识萌芽是和人自身的出现同时产生的。它们共同包容在人类最初的思维活动中，相互交织在一起，不容易区分开来。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开始出现文化形式的分化，呈现分离的运动趋势，这是文化进步的表现。但在原始社会结束之前，这种分化还处于雏形阶段，科学与宗教因素相互并存，边界模糊，交错融合，内容彼此渗透。在原始科学中不难找到人类虚幻认识的神秘成分；在原始宗教中也不难发现人类通过实践活动所积累的某些合理的经验知识。这说明原始人的认识能力还是十分低下的，这与科学和宗教的起源问题不可相互混淆。
原始人的科学与宗教意识萌芽是从哪里来的？当然不是人头脑里固有的，也决不是“天启的”，而是从人的实践活动中来的。原始人的生存实践和生产活动才是科学（世俗领域）与宗教（神圣领域）意识萌芽的源头。关于原始思维的研究表明，原始人对那些较为确定的、希望与恐惧等情感作用淡然、容易为理智的方法与技术的过程所支配的现象关系的认识，逐渐积累起来，成为科学的萌芽。而那些捉摸不定的、情感作用浓重、人们难以控制的现象关系，因为无法说明，因而被神秘化，成为宗教的前身。不过，在原始社会，宗教并没有发展成为一种统一的观念，对于当时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起不了什么规范作用，也形不成多大的约束。所谓“神”，在人们的心目中，基本上依然是人性自在物的化身。原始人类认识不了的现象太多了，所以科学史家丹皮尔说：“科学并不是在一片广阔而有益的草原上发芽成长的，而是在一片有害的丛林―――巫术和迷信的丛林―――中发芽成长的。”这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②
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现象的揭秘，要到社会世俗生活中找。马克思说得好：“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犹太教的秘密。”③人类世俗生活是色彩斑斓的，反映世俗生活的世俗文化自然是丰富多彩的，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宗教的秘密可以到世俗文化（包括哲学、科学、文艺等）中去寻找。宗教是世俗文化的神话性、喻意性、虚拟性表示。人类文化绚丽多姿，世界宗教也就各有特色。反映宗教生活的虚拟性的神学文化，与现实性的世俗文化相比，只能是处于次生的地位。所以说，科学决不可能来源于宗教；母宁说，宗教会受到科学很大的影响。自然，神学文化也会对世俗文化产生一定的作用。
有人说，宗教的根本问题是真、善、美，似乎这是它独有的，因而才凌驾于其他之上，其实非也。岂止如此，真、善、美也是科学、哲学，乃至人类文化的根本问题，所以它们与宗教之间也不无相同之处。其间的区别只是寻求解答的途径不同，表述的形式不同，因此而使它们分道扬镳了。
二、近代科学产生的条件
科学学的创始人、英国学者贝尔纳在《历史上的科学》一书中说：“科学可作为（１）一种建制； （２）一种方法； （３）一种积累的知识传统；（４）一种维持或发展生产的主要因素；以及（５）构成我们的诸信仰和对宇宙和人类的诸态度的最强大势力之一。”④ 需要指出，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在本文中使用这个概念，主要把科学理解为动态的知识体系。
科学知识体系是有结构、层次的。科学知识作为人类认识的成果，既有经验的知识，又有理论的知识。这两者是通过不同的方式（途径）发现的，它们在性质上有区别，然而它们又互相依存、互相制约而成为统一的体系。经验知识与理论知识有什么不同呢？凡是对人们亲身观察到的事实做出描述（记录）的都是经验知识。经验知识只是认识事物的表面现象，还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事物之间的因果性。为了认识事物的本质、现象之间的因果性，就必须对经验事实做出理论的说明与解释，即说明为什么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现象，把人们所观察到的事物现象归结为普遍定律（经验定律和原理定律）及其演绎结论发生作用的效应，这些定律和演绎结论就是理论知识。说得清楚一些，理论知识是由基本概念、定律以及逻辑推论组成的。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理论物理学的完整体系是由概念、被认为对这些概念是有效的基本定律，以及用逻辑推理得到的结论这三者所构成的。”这一看法对于科学具有普遍意义。⑤ 因此，科学是由经验知识和理论知识相互作用而构成的有层次、有结构的知识体系。在近代社会以前，人类的认识主要还局限于经验知识水平，所以还谈不上科学知识体系的建立。所谓“中医不是科学”，也只是在它缺乏理论认识的意义上来说的，但决不能否认中医有丰富的医学知识宝藏，有非常值得挖掘、提升的应用价值。
综合来看，近代科学产生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１．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基本物质条件并迫切需要科学认识的进一步发展；
２．不仅积累了必要的经验知识，还奠定了理论知识的根基，比如，近代天文学革命、经典力学创立等；
３． 获取科学知识（尤其是理论知识）的方法得到基本确立，比如实验与数学相结合的方法等；
４． 作为一种建制得到社会的初步承认和支持，成为独立的知识部门。
那么，为什么近代欧洲具备了这些条件，而在中国却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呢？是因为欧洲有基督教文化背景吗？让我们逐一来探讨吧。
第一个条件是近代科学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其他三个条件的基础，显然与基督教无关。本文不专门讨论这个问题，自不必过多涉及。其实，恩格斯早就指出过：“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么，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⑥ “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⑦ 妄言“没有基督教就不可能诞生近代科学”，实在是只看问题表面、一叶障目、而忽视了事物本质的幼稚看法。
第四个条件是与科学的社会功能直接相联系的，科学的作用愈益彰显，科学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认可，那么科学的建制也就水到渠成了。这方面也不可能必须由基督教来促成。
第二、三个条件也可以这样来追问：为什么“理论知识”和“实验与数学相结合的方法”等，能在近代欧洲产生而不能在中国产生呢？在这方面，主张“近代科学形成得益于基督教背景”的人可以说是做足了文章的。他们认为，基督教包含的理性因素为近代科学思维方式的形成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怀疑精神鼓励了对自然的研究；对自然规律的寻找（“神圣立法者”）和重视逻辑的传统，体现了因果性原则的追求。事情真是这样的吗？形成近代科学思维方式的必要前提真是来源于基督教吗？
三、古希腊自然哲学与逻辑学才是理性的前提
实际上，怀疑精神和对自然规律的探求（重视逻辑），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崭露头角了，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任何辩解都无法掩盖的。在这些方面，只要略述一二，即可昭然若揭。
生活于公元前约６２４―５４７年间的泰勒斯开始提出水元素说，后来有各种关于万物本原的天才猜测；公元前４９０―４３６年间的芝诺提出过至今依然给人以启迪的著名悖论；公元前４６０―３７０年间的德谟克里特提出过原子论；公元前３８４―３２２年间的亚里斯多德更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是古代科学集大成者。他全面研究了形式逻辑的理论问题，建立了以演绎法为主的形式逻辑体系，被认为是形式逻辑的奠基人；公元前３３０―２７５年间的欧几里德创立的几何学现在还是中学生的必修内容，它的逻辑体系如此精密，以至它的每一个命题都是绝对不容置疑的；公元前２８７―２１２年间的阿基米德奠定了近代物理学中静力学的基础……而所有这一切与几百年后才出现的基督教显然是毫无关系的吧？！而近代科学也正是在古希腊文明的脉络上发展起来的。恩格斯说得深刻：“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如果理论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⑧
所以，爱因斯坦“推崇古代希腊是西方科学的摇篮”⑨。他曾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道：“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找出可能的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发现），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⑩ 在此，可以补充一句：这与“中国的贤哲”有没有基督教信仰丝毫无关。
“理论知识”和“实验与数学相结合的方法”等，所以没能在中国文明中产生，原因就在于中国古代缺乏自然哲学和形式逻辑的传统、以及与此相关的探求因果关系的实验活动。正如罗素陈述的，中国的贤哲缺乏欧洲人那种“对真理沉思之至上的内在价值的感觉”{11}。因此，古代中国人的思维特点是易于由经验性转向于实用性，而欧洲人则相对地易于由经验性转向于原理性（因果关系），这正体现了东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的一种差异。
分析中国及西方古代乃至近代的科技成果，我们便可以发现，中国与西方的理论、实验、技术在成果总量中占的比例有着显著的差别。如表中所示：{12}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历代的科技成果中，技术成果占绝对多数的比例（平均８０％以上），而理论积分平均只有１３％，西方则是理论、技术、实验相对均衡地发展。在中国历代的学术著述中，属于总结技术经验性质的占很大比例。如众所周知的《齐民要术》是农业技术，《营造法式》是建筑技术、《本草纲目》也只是博物学著作，而《天工开物》则更是一部纯粹的工艺百科全书。即使在纯理论研究中，技术化倾向也很严重。如数学偏重于解题、运算技巧，生物学知识几乎完全存在于农业、医学之中。其著作主要是记述生产经验，很少提出规律性的认识；天文学主要记载观测数据及观测到的现象，对隐藏在现象背后的原因不加深思，医药学也基本上是经验汇编。
总的看来，中国古代科技存在着重技术、轻理论的倾向。由于受传统观念“经世致用”、“理在事中”和“道在技中”的影响，不注重理论本身的系统性和自我完善。例如，火的发现与利用是整个人类的一大进步，东方民族几千年来只管利用而不问原因。西方的“燃素说”、“氧化说”则对燃烧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受磁石吸铁现象的启发，中国人制作了“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而解释指南针为什么指南的地球磁场理论却是在西方产生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一书中写到，磁“南北有异……，未深考也”。为什么不去“深考”呢？书中说“莫可测其理”。刘献庭在《广阳杂记》中曾谈到他和别人的一次有关“磁石吸铁，何物可以隔之”的对话：“犹之阿孺曰：‘惟铁可以隔之耳’，其人去复来曰：‘试之果然’，余曰：‘此何必试，自然之理也。’”中国传统文化中普遍认同的“天人合一”说和“用心悟道”的玄思往往使人满足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就严重阻碍了对客观世界规律的进一步探索。
西方的实验与理论、技术是协调发展的，而古代中国实验成果所占的比重很小，在理论和实践之间缺乏应有的结合。竺可桢曾指出：“科学实验最重要的工具是人们的两只手。不用手无论什么实验也难做得的”{13}，而中国古代人大都不能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因为，一般士大夫都把实际工作看作是卑贱的事。费正清也曾经指出，“以致每一儒生……极其珍视没有时间和机会去从事体力劳动的书生生活的规矩。用双手工作的人都不是读书人，读书人因此不会遇到作坊里的工匠和需要新技术的艺徒。”{14}这种手与脑的分家，从两个方面给中国的近代科学造成负面影响，“一是不晓得利用科学工具，二是缺乏科学精神”{15}。
四、基督教的理性因素从何而来
基督教的所谓“理性因素”，并不是早期基督教教义中原有的。初期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完全是信仰主义与蒙昧主义的，教父哲学（公元２世纪中叶至５世纪）的代表人物德尔图良的“名言”就是佐证：“此事可信，因为它是荒谬可笑的；此事可靠，因为它是不可能的―――我相信它，正因为它是荒谬的。”{16} 之后，教父哲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奥古斯丁才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把理性引入了神学，喜欢引用古希腊罗马哲学（尤其是柏拉图哲学）来论证基督教神学信仰。至于所谓“理性因素”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发展到“经院哲学”阶段以后才具有的，主要来源于亚里斯多德的学说。比如，１２世纪著名经院哲学家阿伯拉尔就认为，上帝的存在也要证明，他提出：“理解才能信仰”，“在学问上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坚持和经常的怀疑，……怀疑把我们引向研究，研究使我们认识真理。”{17}
经院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托马斯?阿奎那。从１１世纪末到１３世纪末的十字军东征，使欧洲重新发现了古代希腊的灿烂文化，在学者中掀起了一股翻译与学习古希腊文献的热潮。原本亚里斯多德的学说与基督教信仰是相违背的，因此曾遭到教会的查禁（１２０９年）。然而越查禁，越引起人们的疑惑和关注，以致更多的人倾向于亚里斯多德的思想，反而使教会孤立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教皇格列高里九世不得不改变压制的方针，于１２３１年发出通谕，成立一个神学家委员会，委派他们审查、删改亚里斯多德的著作，“为我所用”。托马斯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展示身手的。他２１岁时到过法国巴黎（当时的全欧学术文化中心），亲身体验了围绕亚里斯多德学说的争议和斗争。２４岁后在德国科隆师从著名神学家阿尔伯特，四年学习期间，擅长亚里斯多德研究的阿尔伯特对他影响极深。
托马斯为了给基督教寻找依托，便从对社会有深刻影响的古希腊哲学文献中断章取义，以此来服务于神学。他给基督教神学增加理性色彩，是想掩盖神学信仰的荒唐。经院哲学目的是为了论证《圣经》及神学教条的神圣性，决非要研究自然界规律，认识上帝、证明上帝的存在才是本意。因此所涉及的多是脱离现实的空洞、荒诞的问题，只能用烦琐的文字或晦涩的语言进行。他们也认可将理性作为认识自然的钥匙，从受造物认识上帝的信念出发可以对自然进行研究，但是理性一定要服从于对上帝的信仰，只能做上帝的“婢女”。不过，托马斯倡导信仰与理性和谐，承认理性与信仰在自然神学范围内的等价性，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理性具有了相对独立性。
由此可见，基督教的“理性因素”是有很大局限性的，离开了古希腊自然哲学与逻辑学，即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它不可能充当近代科学思维方式形成的必要前提。
就拿有条理的怀疑精神来说，这是科学研究不可缺少的。但是，如上所述，近代西方学者这种精神的真正来源是古希腊自然哲学，而非基督教。笃信基督教的人并不一定就有科学的怀疑精神。开普勒与其老师、挚友第谷?布拉赫之间的差别就很能说明问题。第谷是一位了不起的天文学家，几十年如一日地进行精细的天文观测，其中，从不同方位对火星位置作了非常精确的测定，结果发现实际观测与理论预测之间存在８弧分的误差。对此，第谷不以为然，而开普勒怀有的强烈怀疑精神使他不能容忍这种误差，通过坚持不懈的探索，由此导致了开普勒行星运动第一定律的发现。
这样，我们就不难看出，“理论知识”和“实验与数学相结合的方法”等，所以能在近代欧洲产生而不能在中国产生，决非“得益于基督教背景”，而是真正得益于古希腊自然哲学和形式逻辑的传统，以及与此相关的探求因果关系的实验活动。与此相关联，近代科学所以能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中产生，还因为只有当时欧洲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科学产生的基本物质条件并迫切需要科学进一步发展，同时科学的作用日益明显，其重要性愈益被社会认可，科学的建制也就水到渠成，得到社会的初步承认和支持，于是成为独立的知识部门。这一切，基督教都是无法贪天功为己有的。
参考文献
①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第１章，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②丹皮尔：《科学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０年版，第２９页。
③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４２５、４４６页。
④贝尔纳Ｊ．Ｄ．《历史上的科学》，伍况甫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６页。
⑤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ｌ卷，许良英，李宝恒，赵中立，范岱年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６年版，第３１３页。
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１６３页。
⑦《马恩选集》第４卷，第５０５页。
⑧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ｌ∶３０―３ｌ。
⑨《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许良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６：３１３。
⑩《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许良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６：５７４。
{11}罗素：《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２：２６。
{12}参阅《科学技术发展简历》，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１４。
{13}竺可桢．“中国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原因”，载《科学与中国》，１９３６年，第４３页。
{14}费正清． 《美国与中国》．第６３页。
{15}竺可桢． “中国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原因”，载《科学与中国》，１９３６年，第４３页。
{16}参见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９年版，第３０４页。
{17}《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４年版，第２１５―２１７页。
作者简介：于祺明，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
本文责编：李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