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无神论

       一、邪教植根在巫文化传统，反邪教有很长的历史记录

      “邪教”是汉语系统中特有的一个名词，它与“正教”对应，是“正教”的反面。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实体中，指谓的对象和实际内容差别极大，例如在不同宗派之间的对立中，往往即以邪教名目称谓或贬斥对方。但就国家层面言，“邪教”多指装神弄鬼，妖言惑众，以聚会结社危害社会和民众的秘密组织；有些是指打着宗教旗号，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社团。因此，在当代中国，邪教属于法学范畴，是法律直接禁止的对象，与我国的合法宗教，享有《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不是一个概念。国内外有些人特别把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或者用宗教的名义做邪教的事，或者给邪教贴上宗教的标签，以至于国外敌对势力把我国的邪教等同于宗教，支持它们在我们国内捣乱，收容那些叛逃的邪教领袖，充当反华的工具，从而成为威胁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一大祸害。但就作为一种思想文化现象，邪教体现的是愚昧落后，与科学文明的历史进程是相背的；它对人的身心健康造成危害，破坏家庭的幸福和谐，所以曾经引起我们历代先辈的关注，一直到今天，与之斗争的志士仁人持续不断。

      多数邪教的信仰形式与传统上的民间信仰十分相近。民间信仰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一旦在其中形成邪教，传播的速度往往风快。像近期邪教的生成和爆发，就是将传统气功神异化、组织化，以致恶性膨胀、走上犯罪道路的一个恶果。民间信仰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丰富多样而良莠交错，需要慎重对待；如何达到活泼的民族形式、健康的生活内容，不断地移风易俗、推陈出新，是一项群众性文化工作。然而总括起来，它们大都能追溯到“巫”的本源上。

      关于中国文化的起源，不少学者归结为巫。“巫”文化的特质有两个层面：一是巫的精神，即把人的能动性视为可以决定一切、驱使一切的力量，由此形成“依自不依他”、“人定胜天”的民族性格，致使在宗教观念上没有“神创论”和“唯一神”的地位，一切神碉都需要服从和服务于人的需要，从而将造神、封神以至毁神当作文化的常态，自发的无神论贯彻于一切实际的生活领域，这是我国“人为本”、“民为贵”的人本主义的原始形态。二是巫的法术，力图采用各种人为的手段，探测种种尚未认识的领域，包括预见未来，控制灾难，实现福祉，所谓趋福避祸、逢凶化吉，以至决定生死、左右国运、扭转乾坤，由此造就了占卜、相面，望星象、看风水，讲生辰八字、阴阳五行，蛊惑诅咒、降神驱魔之类，种类繁多，层出不穷。

      巫的精神是宝贵的，但不能把人体的能量无限放大，更不能神秘化。巫的法术是愚昧的，但在民间信仰中占有极大的比重。从先秦开始，对人体的神秘化和对法术的崇拜合二为一，形成一种求仙和成仙的独特法门，在权势和富有阶层中流行；与之并行，质疑和反对这种法门的声音和势力，也从未间断。由此形成两种对立的思潮，相当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走向。在长期封建主义社会的历史上，至少有二次值得一说：

      第一次，可以上溯战国而至秦汉，是“神仙术”的发端期。其中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都曾派人乘船出海寻找方士们所说的蓬莱、方丈、瀛洲这三座“仙山”。秦始皇信任方士徐■，更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听信儒生卢生之言，四处求芝奇药仙，寻找长生不死药。最后发现这一切不过是一场场骗局，于是就以坚决镇压了事，制造了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汉武帝本人迷信各种巫术，豢养李少君、董仲君、少翁、栾大等一大批方士，用祠灶神、辟谷术，祈福增寿；发明招魂术，招魂返形；修建甘泉宫，设立祭台、绘制神仙画像，等待神仙降临。当然，这许多新增的花样，也只能是骗局；而方士们的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不是被杀，就得逃窜。

      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述了秦皇、汉武为我中华民族发展立下的赫赫功勋，同时对他们迷信神仙，立志求仙成神的行径表示极度的不齿，但并没有从认识层面进行总结；除了记巫师们被行政手段加以肉体的消灭之外，似乎当时也没有人站出来对方术的荒诞从道理上说不。

      第二次是在东汉末年三国时期：特色是巫术化为“道术”，帝王与方士之间的个人行为，转变一种社会运动。著名的黄巾起义、农民造反，首先打起“道”的旗号，用以号召和组织民众；各路诸侯也用“道”的名义纷起割据混战，于是巫术即道术也被认为是社会动荡不安的因素。这种认识特别在曹魏集团中有了共识，并对之加强了戒备；但采取的策略，与秦汉的单一诛杀完全不同。

      据《三国志·魏书·华佗传》注附曹丕《典论》中说：

 

      “颍川嘤俭能辟谷，饵茯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气，老有少容。庐江左慈知补导之术。并为军吏。初，俭之至，市茯苓价暴数倍。议郎安平李覃学其辟谷，餐茯苓，饮寒水中泄痢，殆至殒命。后始来，众人无不鸱视狼顾，呼吸吐纳。军谋祭酒弘农董芬为之过差，气闭不通，良久乃苏。左慈到，又竞受其补导之术，至寺人严峻往从问受，阉竖真无事于斯术也。人之逐声，乃至于是。

      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术，自以当仙。济南孙邕少师之，从至京师。会和平病死，邕因葬之东陶，有书百余卷，药数囊，悉以送之。后弟子夏荣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宝书仙药。刘向惑于《鸿宝》之说，君游眩于子政之言，古今愚谬，岂唯一人哉!”

 

曹植在《辩道论》中也记载了这件事情。

      从他们的记载中可知，当时道术的重点，已经不是向高山远海等外界求仙或借仙人等外力成仙，此中所谓辟谷、行气、补导三大法门，都是着眼于从人体自身寻找“长生”的门路，认定通过人自身的作为就可以达到祛病延年、长寿成仙的目的。“辟谷”不是完全不吃东西，而是以“饵茯苓”取代吃谷物。“行气”或曰“行气导引”，相当今天的气功。“补导”即“房中之术”。此三者，正是我们前期气功热中的组成部分，可见其渊源何等久远。那么实际效果如何?曹丕兄弟亲自做了近距离的观察，揭示这类方士的确有很高的欺骗能力，以至能使受骗的官吏和文人痴迷到不可理喻的程度。首先是“老有少容”，曹植还说他们“悉号三百岁”，这就为他们自己树起了不同寻常的神异形象，由不得不叫人匍匐敬畏。复次，他们提出的上述目标具有极强的诱惑力，能致追随者盲目跟进：“辟谷”促使茯苓的市价暴涨数倍，食用不当者“殆至殒命”；“行气”的普及率最高，“众人无不鸱视狼顾，呼吸吐纳”，致使有人出偏，“气闭不通”；而“房中术”的吸引力竟使宦官阉人等性无能者也“往从问受”。于是曹丕感叹：“人之逐声，乃至于是”。他特别提到，人们若沉溺于此类法术，即使在最露骨的鬼话面前也会失去理智：北海王和平自以为当仙，“有书百余卷，药数囊”，济南孙邕师事之；及其病死，孙邕将这些书和药与之一起埋葬了；而和平的一位弟子，说其师不是真死，而是“尸解”，孙即异常后悔：当时为什么不把那些宝书和仙药留给自己用呢?——一个连自己的命都救不了的殉葬物，还想藉它们成仙，难怪曹丕要说：“古今愚谬，岂唯一人哉!”——听什么信什么，愚蠢而荒谬，这是曹氏集团对迷信道术能够成风的结论，而情理推断与实际考察则是作这一批语的依据。

      曹植侧重从政治视角对曹操应对此类“道术”的政策进行解释：“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卒所以集之于魏国者，诚恐斯人之徒接奸宄以欺众，行妖慝以惑民，岂夫欲观神仙于瀛洲，求安期于海岛……”从这等“小事”也可以见到曹操之所以能成为杰出的政治家而非昏王的原因。作为文人的曹氏集团，对方士们的吹嘘，所谓“自家王与太子及余兄弟咸以为调笑，不信之矣。”而作为政治家的曹氏集团，则头脑冷静：不但自己绝不上当，而且坚决隔离他们与基层大众的接触，使其无法“欺众”“惑民”。曹植不无感慨地说：甘始等人“若遭秦始皇、汉武帝，则复为徐■、栾大之徒也。”

      鲁迅先生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这种巫风曾经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占有多大比重，又如何由迷信或“调笑”而于其中转化成瑰丽的神话传说，读读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可见个大概。

      魏晋以后，儒释道三教鼎立共行，但巫术并未因此消失。它与道教和民间信仰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家统治集团对它们大体采取两手：如果不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和政权稳定，基本上不闻不问，任其自流；一旦危害社会和政权安全，就会加以取缔和镇压。两宋以来，这种矛盾最显著地转化成被压迫的农民反抗统治集团的一种组织和斗争形式，从而使巫术和反巫术的斗争性质以及评价它们的尺度有了不同，尽管从根本上并未改变巫术的愚昧性质。

      二、近代巫术的“灵学”形式和反巫术的“科学与民主”内涵

      清末民初国家政体剧烈变化，巫术也随着大盛起来。它在知识界形成为“灵学”，反映着封建余孽的思想情绪和政治倾向，反灵学则蕴含着“科学与民主”精神，与“五四运动”开辟的新文化思潮相衔接。

      “灵学”是西方唯灵论和中国巫术相结合的产物；唯灵论提升了巫术的声誉，巫术令唯灵论具备了中国传统的形式。这场思想斗争发端于1916年一个偶然事件。这年一个被称作“神童”的10岁孩童所著《三千大千世界图说》出版，用意在斥责“物质家创无天帝、鬼神之说”及其“靡然成风”的形势，让人们“知其贻害之大，将有使全球民物同归于尽者”，而令“天下人莫不敬天畏天”——这位神童由美国人李佳白大力吹捧，一时声遍全国，而此处的“天”即隐含God之意。1917年10月，中华书局的俞复与陆费逵等文化人设“胜德坛”，组织“灵学会”，次年初，上海灵学会正式成立，发刊《灵学丛志》。同年，由日本引进的西方“心灵学”团体也输入上海。北京则以皇党遗老为骨干，成立“悟善社”，建“广善坛”，出版《灵学要志》。由此带动了全国性会道门的振兴，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当时的社会和文化风气。

      这次使用的法术，比较新颖的是三种，一是西方传入的“技术”：“灵魂摄影”；二是自宋代开始的“传统”：“扶乩”；三是古老的“静坐”。它们与新输入的“心灵学（包括催眠术）”联姻，共同成为灵学的主要形态。如此一来，灵学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上就显得十分怪异：一方面打科学的旗，彰显它的时髦和可靠，结果是“把科学东拉西扯，羼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而根本方面，是“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人的对头。”（《鲁迅全集》卷一第298页）

      发起和参与这次灵学运动的代表人物，也有三类：一类是新式文人，如成立不久的中华书局老板俞复和陆费逵、丁福保等；一类是官僚名流，如曾任大总统的黎元洪和溥仪的师父英国人庄士敦等；第三类是会道门首领，如“同善社”的会首“礼门”彭汝尊等。因此成分复杂，信徒遍布全国，动辄以数百万计。其中严复的支持令人尤为意外。严复是最早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进人物之一，译介赫胥黎的《天演论》，对启发民智功勋卓著，但晚年趋向保守，1915年参加“筹安会”，拥护袁世凯称帝，在思想上则用他的西方知识，证明人能“出神离魂”，灵魂不死；“人心大用”，意念万能，对当时的封建迷信——为复辟帝制效力的愚昧活动起了支撑作用。

      据此可见灵学的共性，是仇视科学，复辟帝制，颠覆新建的民国。核心理念是“鬼神救国”，最能体现灵学精髓的口号是俞复在《灵学丛志》内说的：“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鼓吹“鬼神之说”就成为这一文化现象最显著的标志。

      灵学一出笼，就遭到“五四运动”先驱们的直面抨击。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陈大齐等人都有文章发表。鲁迅主要从捍卫科学的角度指出，现在儒道诸公“径把历史上一味捣鬼、不治人事的恶果，都移到科学身上，也不问什么叫道德，怎样是科学，只是信口开河，造谣生事；使国人格外惑乱，社会上罩满了妖气”。刘半农直斥灵学会成员是“奸民”“妖孽”。钱玄同呼吁青年们起来，消灭这班胡说八道的妖魔。陈独秀则撰文支持《湘潭日报》与同善社的斗争，称灵学为“邪说”，特别从政治上揭露他们：“信奉邪说的大都是政界、军界极腐败不堪的分子”，“这些邪说——含有复辟作用。”有关材料，于光远教授汇集在他的《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一书中，让我们能够比较集中地看到“五四”人物在捍卫科学精神和民主体制上毫不含糊的鲜明立场和推动社会文明进步所起到的启蒙作用。

      这次灵学以及伴同的会道门活动，在大革命北伐中受到严厉的打击，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清理远远不够。新文化对它的斥责、唾弃多于思想分析；继之发生的“科学与玄学”论战，首次提出了科学在人生观和道德建设上的重要地位，但影响范围很小，所以都没有解决巫术—鬼神论为什么会具有如此顽强生命力的根源问题。直到1931年许地山撰《扶箕迷信的研究》仍痛心指出：“数十年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很多，对于事物好像应当持点科学态度，而此种人信扶箕底却很不少，可为学术前途发一浩叹”。

      三、传统巫术的科学伪装和科学精神的张扬——从人体科学—神化气功大潮到邪教—“法轮功”的形成与溃败

      历史出奇的重复，最新一次巫术的兴盛出现在改革开放初期，也是从一个孩子那里开端的。1979年3月某报报道：“大足县发现一个能用耳朵辨字的儿童”。消息一出，立即飞满神州大地，震动各个阶层、各种行业。首先是政界，扶植和支持之声来自省部级党政要员、接着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理论权威，而科学界目之以最新的“科学革命”发挥的推广作用最大。与此前不同的，是它还以国家机构、行政编制的方式在科技系统、体育管理系统以及文化教育系统泛滥，大众媒体几乎一边倒地予以吹嘘。它的活动也有自己的时代特点：一是有指导性的理论，所谓“马克思主义人天观”；同时宣称这是一门超越和对立于近现代科学的学科，名之为“人体科学”；又因为它断定人体本身具备无穷无尽的超自然的神奇能力，所以称作“人体特异功能”；据认为，它的发现和运用将迎来“第二次文艺复兴”，是人类走入“新时代”的标志。二是以传统“气功”为载体，以祛病健身和长寿成仙为实用目的，所以具有很广泛的群众参与性、方便操作的易行性和无需看病吃药等快速廉价的有效性。三是它的威力无限广大，可以直接遥控和左右任何客体，不管是人或物；既可用之于军事、又能抗御自然灾害，预见未来，制服敌人，因此在我国急需的科学、包括军事科学在内的研究和实验领域也产生了影响。四，它还宣称，它是在逻辑思维、辩证思维和形象思维之外的另一种思维方式，号称“特异思维”，只要“意念”所至，立马“心想事成”，因此要求现行的教育制度必须适应开发“特异思维”的需要，于是校园就成了特异功能的实验基地，孩子则成了最主要的实验对象。据统计，迄于1982年，在不到三年时间里，全国涌现出的“特异人”就有上千个，绝大多数是青少年；卷入其中进行开发和研究的大学68所，科研院所30多个。最早带头，也最具震撼力的是北京大学某处长教授对40多名教职员工子女开发“特异功能”儿童作“普遍性实验”，在上海《自然杂志》的1979年和1980年前后发表，随之全国有10余所高校跟进。据此，人体科学创建者说：“人体潜力的开发，将对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方法，带来巨大的改革”；“中国要立国，就要在智力开发上领先，这就联系到人体科学和特异功能、气功”；“如果把人体科学的成果运用到培养人的方面，就能从人体特异功能中找出规律，把人的潜力发掘出来——不仅是人皆可为圣贤，而是人人皆为‘神仙’了。”一位大学老师和作家为我们国家规划的“人才战略”是：“把特异功能训练用于教育和培养人才，将为21世纪培养出大量具有高度智慧和知识的人才，到那时，中国将立于世界智慧之林的巅峰。”

      同样，这一由“特异功能”带动起来的“神化气功”运动刚一露头就遭到各界的质疑。最早站出来说话的是两位学者——教育家叶圣陶和科普作家周建人。叶圣陶在1979年5月发表文章批评“耳朵认字”，说：“问题的严重还在于有的学校竟叫小学生一个个作实验，要从中找出能用耳朵听字的。请想想，这样的试验对小学生是什么样的教育!昨天遇见周建人同志，他也关注这件事。他说，在搞四化的今天却有这样的事，简直是丢中国的脸——我恳切祈求有关的同志和单位，以及虽与此事无关而干同类工作的同志和单位，能从这件事取得教训，确信这样胡搞是不行的，至少要学一点科学知识，学一点唯物主义，才能切切实实做好各自的本职工作，对四化有所贡献。”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所一位科研人员以母亲的身份呼吁“救救孩子”，她于1979年5月针对湖北也在对“特异儿童”进行测试的做法说：“叫我难过的是，通过这种办法来教育孩子弄虚作假，作为一个母亲，我呼吁，为了保护儿童的身体健康，不要再给这些天真的孩子套上‘耳朵认字’的精神枷锁了”。

      此后，随着特异功能向科学与教育领地的急剧膨胀，有更多的学者公开表示反对。时任中国科学院主席团主席兼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的李昌同志，有鉴于中国科技大学教师携带论述“无形人”、“无形世界”的论文作为该大学代表参加1981年召开的“全国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乃与校长严济慈一起写信指出：“所谓‘人体特异功能’完全是违反科学的，我们科技大学不要有人去搞。然而，现在不仅有人在搞，听说学校有关部门还拨款支持——为端正学风，维护校誉——希望科大的教师职工和同学不要以科大的名义搞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活动。希望——捍卫科大的优良学风，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指导全校开展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工作。”

      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对于大学和科研院所搞“人体特异功能”也公开表态不赞成。他说：“我看过一些特异功能表演——我是不相信的，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还有什么意念作功，我也怀疑。有人说那些东西可以治癌，更是不可能的。因为意念是主观的，规律是客观的。”作为当时的中国科协主席，他拒绝了“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会”入会的要求。

      心理学家、中科院心理所所长潘菽说：“中科院心理所曾通过周密的实验揭露了——所谓特异功能纯属弄虚作假。空军四所——也以他们自己的多次实验、测试令人信服地指出，北京几个有名的儿童的所谓特异功能都不过是一种偷看的‘低级魔术’。可见，这类所谓的特异功能并不是什么科学事实，也没有科学依据。”

      中科院院士、物理学家马大猷说：“‘耳朵认字’这类东西，一百多年前就有人搞了，外国的恩格斯，中国的鲁迅都批评过。我看科学界和科学家都不要介入这个事情。一些领导科学方向的同志起作用，甚至大力宣传，因而助长了这股风。我想现在应该更关心一些对我国四化建设有直接影响的事业，把大家的精力引导到这上面来，是更重要的。”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丁肇中1995年8月在广州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华人物理大会”上，曾对何祚庥院士反对伪科学的斗争，三次表示祝贺。并对与会的海外朋友说：“何祚庥先生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比研究高能物理重要得多。高能物理研究的是局部问题，反对伪科学涉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关系到提高民族素质的问题。”

      在这类中肯的意见中，没有得到公开发表的更多，其对于抑制开发“特异功能”对青少年的伤害以及坚持科学和教育发展的正确方向，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关党政部门的最初反应也是及时的、鲜明的。就在1979年4月，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用《信访简报》的方式，发表了中国科学院心理所和四川医学院的有关耳朵识字弄虚作假的调查报告，当时的中宣部部长胡耀邦分别做了两次批示：“所有表演这类丑戏的小孩都没有罪。地委、县委居然轻信，党报居然发表，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声中，居然出现这样荒谬绝伦的笑话，并由此推想各条战线上必然存在的能同这种笑话相媲美的事情，我们该要多么警惕啊!该要多么努力联系实际解决一些问题啊!”“宣传这类事情对四化没有一点用处、好处。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宣传这类事只能增加人们的迷信和思想混乱。”中宣部《宣传动态》也发出了“未经科学鉴定的奇事不宜宣传”的通知，针对各地竞相推荐和报道“特异人”的现象指出：“我们有些同志爱好猎奇，哪怕是荒诞不经的事，也信以为真，而且通过他们的口、手，使之互相流传。这种作风很不好。让我们共同总结教训，杜绝这类的无稽宣传。”《人民日报》也在“耳朵认字”出笼不久，连续发表署名文章批评“特异功能”的宣传。

      资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于光远，则成了系统反对特异功能的旗手。他不仅组织了对“特异人”的跟踪考察，而且从哲学上做了批判；由此引发了与人体科学创建者及其理论代表的公开论辩。论辩集中在特异功能是真还是伪，倡导者依据的是“实践论”还是主观“经验论”?如此等等，这种学术性争辩对于搞清事情的真相、辨明是非应该说是有益的。但在1982年上半年中宣部两次发出通知：“‘耳朵认字’之类，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在报刊上不要介绍和宣传，也不要发表批评文章和消息”，即被称为“三不”的方针下达之后，情况有了急剧的变化——在实际贯彻上，公开的批评声音当真是被压制下去了，而以人体科学之说为根据，神化气功则迅猛加速，替代儿童潮的各路“大师”纷纷“出山”，设点立万，收徒聚众，各自组成以“功法”为名的社团，遍布南北大地；小至学校、机关，大至跨地区、跨国界，既承接我国传统上会道门的组织形式（师徒结构，家长式管理），又接纳西方新宗教运动的模式（教主专断，所谓膜拜团体），一直呈持续的高发态势。而质疑者和反对者只能处在半地下状态，但深入调查研究者有之，直面“高功夫师”与之对质者有之，虽然声微，却始终延绵未断。

      1988年在著名的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倡议下，于中国科协内成立了“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专门委员会”（简称两科联盟），首次将两科的一些学者联结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拟就涉及社会发展的重大学术理论问题交换意见。应该说这是一项富有远见的举措；此后由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水利水电专家、两院院士潘家铮先后主持。1994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若干意见》，与之相应，“两科联盟”组织了“捍卫科学尊严，反对愚昧迷信”的论坛，成了同反科学、伪科学和包括神化气功在内的各色迷信进行思想斗争的主要场合，也是联系“两科”相关学者的重要纽带。尽管人数不多，在当时却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也因为被范围得太小，并不能抵制住神化气功的继续恶性膨胀。有不少学术界和新闻界、医学界人士对人体科学的科学性和神化气功的功效性提出不同意见甚或批评，某报还一度冒险开辟专栏发表此等观点，但立即受到严重警告，不得不马上打住，偃旗息鼓。

      然而那恶劣而严重的后果终于突发了。最先的“气功大师”是打最新“科学”招牌的，尤以《光明日报》在1987年1月发表了清华大学关于远距离“外气对构成细胞物质发生了作用”实验成功的报道，和1992年某大师在“千里之外”以“遥视”的法术指挥我国奥星发射成功以及因此得到香港某集团的捐款奖励并由航天部一位领导亲自接受，轰动效果最大，而他们的现实目的主要在敛财骗色，扩大和积蓄力量。1992年后出的“法轮功”则撇开科学的外衣，并标榜超越于一切宗教神迹之上，独把它的团体神圣化、教主神权化，在短短的数年内，就切入了政治诉求，不断制造事端，多处挑衅。它借口社会有些舆论对它的质疑，围攻相关报社、电视台、学校、刊物编辑部以至私人住宅，至1999年4月25日，一夜间就悄无声息地包围了作为国家神经中枢、中央政府所在地的中南海。它的信徒来自四面八方，同时在全国各地发起响应，其规模、声势，真的有把中国一时搞乱的模样——然而“法轮功”及其支持者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群众的警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实力。他们的活动早就处在群众自发的监控之下；即于同年7月，司法部门发布命令取缔“法轮功”，通缉其头目李洪志。最后的结果大家都清楚了：“法轮功”以及其他被中国取缔的邪教组织的头头们都由美国收容过去，豢养起来，成了专业反共反华捣乱的小丑。2000年，在群众性反邪教基础上，中国反邪教协会成立，庄逢甘院士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反邪教后续工作的领导来——预防和反对邪教的任务走向一个新的阶段。

      四、后“法轮功”时期基督教膜拜团体转化为邪教的取向，以及时代对思想家的召唤——对于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和地下教会之科学无神论与法学的应对

      如果总结这20多年的历史，有许多教训值得吸取。不论就“特异功能”作为新巫术的勃起和神化气功向邪教之突变，其波及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参与其中的知识分子文化水平之高和政治人物地位之显赫，以及给社会制造的麻烦之多，都可以称之为史无前例。究其原因，当然与这个时期发生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大转变有直接关联；如何解决生产关系变革中的诸多矛盾，维护民生衣食住行的基本稳定和公平，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求，仍是根本之所系。撇开这类关乎全局的问题，是人文领域的思想被搅乱了，是非不清、善恶不明、荣辱莫辨，动摇了本来为我们国家公认的真理标准、价值尺度和道德评价。例如，在分析邪教得以滋生的根源上，就有一种强音表示，是因为“极左”压制正规的宗教得不到发展，才迫使人们去选择邪教；最近又有了更新的变调，是合法的宗教不受信徒欢迎，只有国家放弃依法管理的“宗教自由”，才能够得到满足；还有一种新论：只有党和国家把“伦理道德教育的责任和精神产品的供应”交给“宗教”，社会才有太平。于是在认识上，有神论应该万岁万万岁，无神论则等同邪恶，理应后继无人。由此导致在世界观上，鬼神论盛行；价值观上唯“信仰”崇高；道德观上必须求救于宗教。在一批掌握“宗教研究”话语权的文化人那里，正在复述着“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在吃教群体的理论形式所谓“宗教市场论”的助力下，可谓甚嚣尘上，而学术界给予的理论反应，几乎等于零。 

      实际上，“法轮功”被摧毁，只证实了人民群众对邪教的厌弃与警觉以及政府打击邪教的决心与能力，并没有消除邪教滋生的社会根源和它的思想依据，因此，邪教还会以其他各种名义和组织形式出现。后“法轮功”时期出现的第一种邪教形式，就是以“基督教”的名义组织起来的。它们在10余年中，也是大小不等、名目繁多地在城乡部落式的滋长，其社会恶行比之“法轮功”的层次更深，政治上的对抗倾向更加鲜明；它们酝酿和形成的摇篮与传统的巫术会道门有一个最显著的区别，是改换门庭，与我国基督教合法教会直接叫板的“地下教会”。尽管地下教会的问题比较复杂，他们之间成分和性质有所差异，但其作为邪教的最新温床则是相同的。

      当前邪教之所以用基督教包裹自身，大体有三个原因：一是基督新教本来就有各立山头，不受管束的特性，任何人都可以伸臂一呼，自成一派，自封教主，自组教会，自成一统；这是西方之所以能够兴起“新宗教运动”、分裂和削弱传统教会的一大内因，同所谓“膜拜团体”的界限难解难分，而与中国传统巫术组织中的教主崇拜极容易接轨。第二，最重要的原因是基督教的西方属性，本属“洋教”；它被霸权国家、殖民主义当作对外侵略扩张、干涉他国内政和颠覆他国政权的重要武器，有悠久的历史；当今作为基督教世界支柱的美国，以其《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为根据，向我国大力输出宗教无政府主义——政治上对我国政府施压，弱化我国家主权，为它们制造风波提供庇护；经济上资助宗教反对派，收买信徒，推动它们的扩张，因而成了某些地下教会的保护神和主子，狗仗人势，有恃无恐。第三，与此相应，是“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在“宗教是文化”旗下的兴起，它的代表人物在很大程度上操控着宗教学术领域的话语，以致影响着政界和舆论，为非法的地下教会打开合法存在和任意发展的渠道。

      相比于特异功能、神化气功及其向邪教恶变之受到思想界的关切，对于基督教无遮拦的文化传教、地下教会的肆无忌惮及其向恶性突变，那关注的程度和质疑的声音，更加微弱。这使得这股势力几乎入于无人之境，纵横捭阖，公然要颠覆一切传统，挑战现行的国家制度，攻击“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为的是让“上帝”全盘占领中国，让“圣灵”充满人民的头脑，将当代中国殖民化，为外国的“国家安全”效力。对于这股势力，我们的思想界基本上保持沉默。这意味着什么，在酝酿着什么，当真如某些人预言的那样，是要制造一场风雨么?

      我们是乐观的。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现时的思想界大约有不同的认识。但要用鬼神救世理国，稳定社会，把天堂当作人的“安身立命”之处，让地狱承担起维系道德的职责来，大约离今天的中国还遥不可期。传统的巫术和鬼神论已经一败再败，“法轮功”的溃败是最新的证明，是否换一个“正教”的名目就灵起来了呢? 眼下“学界”红火的是抬举外国的鬼神，是否因为它们是西方的输出货，就会真的赢得中国市场，征服中国人的灵魂呢? 恐怕更难。当前的西方市场萎缩之甚，到美国转转看，你买回来的物美价廉的产品，十九是“made in china”。不是么，连“中国模式”也变成可以与“西方模式”抗衡的世界性品牌了，曷论其他!要想把中国转变为宗教国家，即使是基督教化中国，由此改变我国三千多年的人本主义传统，也比蚍蜉撼大树还难；中华民族不是畏缩在鬼神中安身立命的；而是在完善“衣食足”、“安居乐业”的世俗生活基础和关系“人性”论的思想探索中，在与自然灾害和外敌入侵的团结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是在创建人类美好理想的社会制度的实践中富裕繁荣起来的。所谓“神道设教”，鬼神不过是取决于人的创作，为人效劳的产品。“子不语怪力乱神”，是贯穿中国全部文化史的主流意识。科教兴国，发展生产力，民主法治建设，保障和改善国民生活，现代化之路不可逆转。前进道路上的问题确实很多，多到有些令人目不暇接，难以忍受。但每一类问题的出现及其合理地解决。就会印下社会向前进了一步的足迹，回首看30年，看60年，甚或看到1840年，中华民族创造的是什么样的近现代历史，从中可以发现什么样的逻辑，由此可以更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共和国是怎样一步步壮大起来的，“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何以只能成为一类历史垃圾。

      而今在时代大潮的激荡中，沉滓频频泛起，泊来的洋杂碎夹杂其间，在朝阳映照下还显得五光十色，也在诱人耳目。言论自由，七嘴八舌，这本是执政党自信的反映，但有人误以为可欺，在宗教不容进入的教育领域也大谈其鬼神之学，岂不离谱太甚。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下，尤其是在善于利用语言掩饰或美化它们的实质时，思想者——有思想、肯于独立思考的人士必须站出来讲话：剥去伪装，还事实以真相。“信仰”无需证明，不得怀疑，所以有“无限信仰”之说；“理想”需要建立在客观逻辑的基础上，包含质疑和探索，属理性的选择。在我们一般人的语境中，信仰也表示不再有怀疑的理想，所以并无不可。但在基督教语境中，信仰是绝对的，理性的任务就在证明信仰的绝对性。就语言的准确性而言，我们需要理想，不需要信仰。可以说，没有理想就没有奋发有为和勇于进取的精神，而信仰往往导向盲目，只服从信条（教条）而缺失对事实的判断和对真理的追求。我们的思想者，应当承担起普及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破除鬼神迷信的社会责任来，让任何形式的鬼神论不得招摇过市，让科学理性发出当代文明之光。这一任务将是长期的，艰巨的，既与提高国民整体的科学文化素质紧密相联，又属落实八荣八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涵；既与建设和谐家庭、保障每个人的健康全面发展有关，又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应有之义。

      在这其中，科学无神论一直走在学术论辩和理论批判的前列，现在更需要学科的系统建设，作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和树立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必要举措；司法部门是稳定社会和维护国家安全的中坚，今后更需要在法理上具备说服力和对话能力，完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法学体系。

      五、时代需要思想者和社会责任的担当者

      在这次反邪教斗争中曾涌现出许多知名和不知名的正义之士，为这一文明之举做出了努力，贡献了才能。庄逢甘院士只是其中的一位。庄先生从国家强盛，必须有高素质的人才战略出发，指出：“我们这个曾经发明火药、火箭的民族却险些被没有发明火药、火箭的西方列强灭种、灭邦。这个教训是极其惨痛和深刻的。这里的原因非常复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封建迷信盛行，致使愚昧无知的人大有所在，愚昧无知的行为频频发生”。所以庄先生坚定地、旗帜鲜明地反对假科学之名行迷信之实的伪科学，其中尤以揭露“慧学大师”、“雪域奇人”等人在航天事业中制造虚妄事件、轰动舆论的欺诈行为而为人称道。当人们对邪教的本质还缺乏足够认识时，他又举起反邪教的大旗，挑起组织和领导反邪教协会工作的重担。他以“正胜邪则治而安”的古训，作为自己反邪教工作的座右铭，直至生命的尽头。庄先生不但是科学家，是火箭、卫星方面的专家，而且也是思想者。他明辨是非，捍卫真理，勇于担当。在现下拜金和权势炽盛的年代，令人易于利令智昏或左顾右盼的大环境中，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做一个坚持真理，播种科学文明的思想者，并不容易，值得我们所有人的尊重。

      后“法轮功”邪教的一大特征是转向对西方基督教资源的运用，由此必然带来反邪教的新任务，形势可能为之一变。这类邪教的主要特点在于它们凭借的力量既脱离中国的传统，又与当前的社会体制对立：第一，就外部看，它们适应西方反华势力遏制中国、捣乱中国、改变中国颜色的国际背景，挟洋自重；第二，就国内言，有“汉语基督教神学运动”及其系列文化人的神学支持和学术布道；第三，抗拒国家管理，对抗合法教会，与地下教会难以分离。由此导致反邪教的形势也有了变化：第一，定性问题：同在基督教旗下，准确区分合法与非法就成了第一难题，这为反邪教确定自己的工作范围增加了模糊性；第二，这类邪教采用商业传销式的传教方法，与利益直接挂钩，加上频频地“见证”性集会，促使传播的速度快而更易令人痴迷，增加了工作的复杂性；第三，打着基督教旗号的邪教具有很顽强的排他性，在超越世俗和蔑视国法的教唆下，最容易在人际间制造宗教隔离、宗教歧视以至宗教冲突，由此危及社会和谐、国家安全、文化安全，增加了反邪教的急迫性和必须的预见性。由此而言，反邪教的视野需要大幅度开拓，知识体系的应对需要不断更新，一支具有思想的建设性的学术队伍急需培养成长，以长期准备和储备，不能“临事抱佛脚”。

      当然，随着民生的改善、社会的稳定，邪教失去它的存活土壤是必然的，反邪教的任务自然也会退出时代舞台。但就目前而言，积极的防范远胜于被动的打击。历史经验一再证明，防范的关键在于社会舆论的导向，而主流意识的清醒和理论的正确引导，往往起决定性作用。若总是期望鬼神救国，对科学理性置若罔闻，甚或反感，迷恋“神道设教”，讨好鬼神之说，要从根本上战胜邪教几乎是不可能的。从战略上说，着力普及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包括科学无神论去教育人民，尤其是青少年，从而摆脱愚昧迷信，启明蒙昧主义，普遍提高民族素质，这是社会稳定、人际和谐之道，也是我们民族之福，每个家庭之福。叫人迷信鬼神，用“终极关怀”或“来世”的妄谈去凝聚民心，是误国害民，是精神上的腐朽，是动乱的前兆。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特别需要思想者。像庄逢甘、任继愈、于光远、龚育之以及叶圣陶、周建人等老一代学者，是在关键时刻站出来的，他们起到了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作用，当代更需要大量的年轻人善于学习，独立思考，脱颖而出，面对现实，担负起对社会的责任来。

       作者简介：求实，本刊记者

       本文责编：秋实

      （《科学与无神论》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