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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镇平县北庄基督教调查

时间:2015-10-24 23:21来源: 作者:王奇昌 点击:
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基督教有了较大的发展。解放前基督徒约70万①人,1997年则为1000万人②,2003年达到了约1600万人③,增长了二十多倍。其中农村基督教的发展更是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而河南省是中国基督徒最多的省份④,南阳市作为河南省基督
  

      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基督教有了较大的发展。解放前基督徒约70万①人,1997年则为1000万人②,2003年达到了约1600万人③,增长了二十多倍。其中农村基督教的发展更是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注。而河南省是中国基督徒最多的省份④,南阳市作为河南省基督教最早传入的地区,基督徒人数则在河南省据优势地位,解放初占全省教徒的1/8,“文革”时占1/6,1983年时占1/4强⑤,具有相当代表性。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1989年对河南农村基督教情况的调查中所抽的三个县均属于南阳市(当时为南阳地区)⑥。这三个县就包括笔者所在的镇平县。而截止到2005年,镇平县409个行政村中90%以上的行政村都有基督徒,23个乡镇中17个乡镇拥有基督教活动场所⑦,其发展情况在南阳市处于中等水平⑧。而笔者所在的自然村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有基督徒活动,文革期间亦未中断,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有着长期的交往,双方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互动关系,并有一定的了解,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可以通过该村来部分说明基督教在农村发展起来之后的影响。同时县民宗局负责人还告诉笔者,北庄的基督教情况在该县具有相当的代表性⑨。

北庄虽然深受基督教的广泛影响,但大多数村民与基督徒存在根本性的价值体系冲突。随着来自西方的科学知识的深入人心并与中国传统的无神论相结合,基督教前途并不乐观。
笔者自记事起就注意到北庄的基督徒的活动,最近几年主要采用局外观察法,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笔者对于北庄村民的访谈则是陆陆续续进行的,其中主要是对一骨干分子任某⑩进行了多次访谈,参加了她们的一次聚会。而非基督徒的访谈对象则包括一般村民、村干部、在村里居住的教师和国家干部,共12人,并对其中的2人进行了多次访谈。笔者还于2004年及2005寒假对县城的城关基督教堂进行了多次观察,并访谈多名教徒及传道人。对教堂、教会有了初步的了解。笔者还多次与当地宗教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取得了联系。他对笔者的这篇论文非常支持,将他知道的情况毫无保留地告诉了笔者,并提供了大量材料。县民宗局的其他工作人员也告诉笔者不少县里基督教的内部情况。
在文献搜集方面,笔者阅读了大量相关著作,做了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并尝试分析西方影视作品中的宗教内容特别是基督教内容,形成了若干文章。另外民族大学离国家图书馆还比较近,再加上校园网络日趋完善,笔者就能够更快更好地接触到国内外的各种材料{11}。至少在这两年多的时间,笔者阅读了中国电子期刊网中的期刊库和优秀硕博士论文库主题与农村基督教相关的所有文章。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单是已经阅读的与农村基督教直接相关的电子文本资料就超过了600兆。
笔者认为,宗教既然是一种社会现象,那么宗教社会学在事实的基础上对基督徒的行为以及基督教的社会作用做出客观评断就是必然之事。虽然笔者不敢妄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够达到“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12}的地步。
历史与现状
南阳古称宛,位于河南省西南部,与湖北省、陕西省接壤。是国家首批公布的62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一直是南北经济、文化交汇之地,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在南阳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使南阳成为全省乃至全国较有影响的宗教传播地区之一,在宗教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13}。
基督教传入南阳时间较晚。光绪六年(1880年),周口内地会派英国人劳玉来赊旗镇考察并筹划新教区事宜,光绪十二年(1886年)戴德生、史立门同至赊旗镇购买西阁街路北房产30余间,建起南阳府第一座基督教礼拜堂。在南阳境内,基督教所属有内地会、信义会、路德会、鸿恩会、遵道会、救恩会、神召会、小群派、安息日会、真耶稣教、耶稣家庭、中华基督教联合会、中国耶稣教自立会等14个教派。
解放后镇平县基督教的发展历史,大致与南阳相同。截至到2005年,镇平县共有依法登记的基督教活动场所56处,有信教群众3.17万{14}人,约占全县人口的3.4%。如果不考虑人口增长因素,基督徒人数增长了42倍。全县23个乡镇中17个乡镇有基督徒活动场所,其中有教职人员195人(牧师1人,长老2人,传道员192人)。该县基督教教派众多,其中有一派坚持星期六做礼拜。
该县基督教的发展呈区域性态势,与邓州市接壤地区信教人数较多。教徒以中老年妇女居多,文盲居多。虽然“重生派”头目徐永泽是该县安子营乡人,但现在当地基本上没有打着基督教旗号的邪教活动{15}。就全县范围来说,基督教传教活动相当无序,基督徒不顾他人感受四处传教,引起很多人不满。
北庄属于镇平县城郊乡尧庄行政村,因为打工经商者较多,所以经济在城郊乡位于中上等。
据前任村支书的介绍,抗战时期村里开始有人信主,大约1942年3月份谢金革开始信,后来逐渐就有人信,但一直人很少。直到60年代末,上升到5-7人{16}。改革开放初期,北庄基督教发展的较快,达到了十来个人{17}。不过最近几年一直没有什么增长。如果以参加聚会的人就算基督徒的话,北庄共有12人信主,11名女性,1名男性。整个行政村大概有四五十人,也是女的居多{18}。
北庄有一聚会点。其条件相当简陋。她们没有黑板,唱诗时歌词就写在一张能够写粉笔字的薄皮革上。虽然那天气温很低,但也没有生火,有些老年教徒就不得不中途回去加衣服。其总人数起伏不定,最近几年就稳定在二三十人左右{19}。北庄基督徒的主要活动就是每周日在聚会点聚一次,唱诗、读经、祈祷。据一些村民告诉笔者,有时在外面能听到笑声或哭声,但他们都没进去过。笔者进去调查的那一次,当时她们已经在唱诗。但笔者进去之后,她们就从神迹、很多大学生包括西方的科学家都信、不信的死后要遭遇如何如何残酷的审判、信了之后能够上天堂得永生这四个方面向笔者说信主如何如何好。然后她们就开始祈祷,还为笔者祝福。值得注意的是,在祈祷过程中,若干信徒的表情看上去异常痛苦,看来一些村民的有时能听到哭声的说法应该大抵不错。
尴尬与质疑
虽然基督徒不断地传教,但周围的人们都不理睬他们。本来很多村民就认为:“她们是没有事,几个人一个星期花两三钟头聚在一起聊聊笑笑、哭哭闹闹而已。”{20}据一位居住在聚会点附近的村民告诉笔者:“据说她们聚会一讲就说十八层地狱如何如何,什么天堂的地都是用金砖铺的之类的话,完全不着边际。另外聚会时有哭有笑,理解不了。这也是我从旁边经过的时候,隐隐约约听到的,并没有进去看。”{21}而她们还锲而不舍地传教。其他村民对她们的传教活动的反应可想而知。年轻人见了她们往往不说话,中老年村民往往耐着性子听,但有时就明显表现出不耐烦。一次,一个南庄的妇女跟北庄的一位村民传教,那位村民就说:“你快点说完,我还急着上街呢。”{22}有些上了点岁数、够辈分的人往往会开涮她们{23}。村支书则直接说她们是别人“茶余饭后的笑料”。
村里信主的一开始就说信主如何如何好。其他人都不理睬她们。她们说连美国科学家都信主,往往引起“抬杠”。信主的说,信主要上天堂,不信主则要下地狱。一村民就说:“地狱与天堂就像家里与北京一样,而北京还有撅着屁股给别人拉车的呢。”还有人挖苦信主的,说:“你们经常说死后上天堂,而天堂是有分工的。上天堂好比去吃摊儿{24},你们是上桌吃菜的,而别人是做菜端菜的。”信主的辩解说天堂不用吃饭,有智慧树,吃长生果。但立即有人反驳她们:“果子能自己变出来吗?那不是还得栽树浇水摘果子。你们是吃果子的,而别人是栽树浇水摘果子送果子的。”村里的信主的无言以对。
一信主的又转换话题,说地狱好如东大院(村民对该县监狱之习惯性称呼),十八层是死刑,十七层是死缓。但有人接着说那十六层是二十年,十五层是十七年,减着减着到第一层就没有啦。笔者的弟弟也说,我们不属于哪一层,而在天堂与地狱之间。有人还说:“你们说了末世十几年,根本没见末世,末世在哪儿呢?”村里信主的也就没了言语。
虽然说村里信主的无法在道理上说服村里其他人,但对基督教的教义非常虔信。还是那一次,一信主的对她儿子说:“娃儿啊,你不信主,死后咋办?我们老的可都担心孩子啊。” 2006年2月5日那天,笔者和村里的一个年轻人站在村里聚会点附近的路边,看到笔者的五婶挟个皮包{25}到聚会点去,都不说话。而旁边一个中年人则故意问她:“上哪儿去啊?”她就说了“信则得救,不信即罪”之类的话。然后那个中年人和年轻人都笑了。
还有一件事情也有相当的象征意义。一次笔者站在城关基督教堂的过道里,一个小孩子开始质疑周围的大人,说大家都是猴子变的,挨个质问“你是不是猴子变的”。最后他还问到笔者。笔者没有回答,那几个信徒无言以对,只有一个人阻止他:“不要乱说。”
简而言之,村里信主的遭到了如水的阻力:很少有人当面和她们辩论;可一旦辩论起来,她们往往答不上,只能说对方文化水平低,理解不了《圣经》;更多的村民根本就不理睬她们。她们对此非常苦恼,在祈祷时就希望 “上帝赐我们以能力,使更多的人接受福音。”{26}一位老大娘说,村里的基督徒经常说末日审判,有点反人类的味道{27},这很符合电视上所说的邪教的特征。一位村民更是认为基督教就像传销{28},说她们就是说些好听话,骗人去信教。
但是不是非基督徒在对基督教教义有所了解之后,就会增加对基督教的好感呢?笔者伯父曾借了一本《圣经》来读。虽然他对信教的侯某只说:“上面的东西太多了,记不住。” 但伯父在对其他村民则说出对《圣经》的看法:“写的是啥东西啊!她们还信!”这个不能不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这些看法,早在晚清时期,一些士人就是如此。
林昌彝认为基督徒拜礼十字架是很可笑的:“且所奉十字架,即景教碑所谓剌十字以定四方也。彼教不知何时传为钉十字架之说。即有其事,而尊耶稣者徒尊其受刑之具,以为即是耶稣,不敢践越,殊不可解。譬如人家祖父被鸟枪打死,抑或被刀剑杀死,而子若孙,即尊奉鸟枪刀剑如其祖父,有是理乎?”林昌彝同时还对耶稣的神性提出质疑:“考耶稣之神迹,不过道家搬道之邪法,即较之二氏九流,亦最晚出矣!迹其生平最夸者,医病救人。然动割人肉,邪法也。又曾以七饼折为徒众三千人食,亦不过如道家搬运之术,其它另无功德,乃敢称为造天地之主。”对于基督教宣称信教的人可被免罪而入天堂、不信之人则必入地狱,知识分子更是不以为然。《湖南合省公檄》指责说:“彼教言一切罪过,惟天主一人可赦,凡入教者,悉升天堂。无论苍苍之表,谁见其有天堂?即有之,而不问良莠,概登其中,上帝何启宠纳侮之甚耶?”而普通民众也往往持相同的看法,在笔者接触到的不信教的村民中,也都对信了之后能上天堂表示怀疑。
对基督教的传教方式也有不少人提出质疑。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如果基督教果真是真理正道,必然人人闻之而争往学习,如同中国人的慕道而投师。今自行设堂,到处推广,即令人发生疑问。如蒋敦复所说:“中国之教,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此数人者,未尝执途人而语之曰:‘尔必从吾教。’然从古至今,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尝有不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教者……是以不言而信,不待劝而自成也。天主一教,西国教士奔走四方,学习国语,开设讲堂,千言万语,舌坏唇伤,不过劝人一信字,故其教名曰信天主,此其中必有不可信者矣!”如果联系到基督教宣称上帝无所不能,就会对基督教热衷于传教感到更加不可理解。
虽然这些观点比较尖刻,但笔者尚未见到教会人士有力的回应。村里的基督徒更是无法回答。
冲突与宽容
虽然基督徒在村里只是极少数,而大多数村民对她们的极端思想也毫不在意,但这并不是说,他们中间就没有矛盾。其实村民对她们还是颇有微词的。并且在全县范围内,还是爆发了一些冲突。其中有些仅限于思想文化方面,有些则是具体的冲突。
前院的李大娘告诉笔者,笔者的五婶见到她说信主的要比不信主的高一辈。她觉得很奇怪,就问具体原因。五婶就说:“因为信主的是儿子辈,信的是天父,而不信主的信的是老天爷,是孙子辈。所有信主的要比不信主的高一辈。”这位村民认为她是信主信迷了,非常气愤,事后就评论说:“信主的没什么可说啦,说这话!”。
还有如笔者上文提到的那样,二月初七城郊瓦罐庙会是当地较大规模的庙会。但有一年基督徒在各个路口宣道,劝人们不要信这东西,说这是泥巴捏的,是假东西,要信主,这样能死后不做鬼而上天堂,影响极坏。不过还好,由于非基督徒保持了克制,不理睬她们,当时并没有惹出事端。后来县里有关部门就采取了有关措施,制止了她们这种行为。
2005年年底,该县山区一道教庙宇中的神像被基督徒捣毁。县民宗局负责人得知之后,非常震惊,说她们太过分了,这是违反法律的事情。后来这事情就移交公安机关处理,但最后公安局还是没有查出来,只好不了了之。而在北庄虽然还没有这种情况,但一些教徒也是“一看到香炉就恶心”。 
在某种程度上讲,基督教是不宽容的宗教。沃尔泽指出:“在现代体制中,政教分开之要旨在于否认所有的宗教权威者的政治权力,这基于现实的建设:所有宗教至少潜在地持不容异说。”此点在基督教上体现得特别明显。洛克在《论宗教宽容》一书中说得很清楚:“那些否认上帝存在的人,是根本谈不上被宽容的”。
宽容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中国文化变迁中的一部分:中国人原本宽容,改革开放之后大多数人更加宽容。传统的儒佛之争更多是在学理方面,至于中国历史上的几次禁佛运动,也主要是政府针对当时大量不事生产的僧侣占人口比例过大的情况“税其丁,废其法”,政府也没有打着宗教的旗号。而在“佛教从制度上放弃了它的先前享有的财富和影响” 之后,中央政府再也没有发动过类似的禁佛运动。与西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从来就没有像基督教那样用火和剑来解决思想上的纷争,或者在上帝的名义下发动侵略战争。
至于国人对基督教的冷淡,需要基督教从自身找原因,而不可一味地认为自己一贯正确。霍尔巴赫曾经深刻地指出:“除了被当作极其危险的宗教教理而从中国驱逐出去的基督教以外,住在这个国家里的所有民族都可以信奉他们所选择的任何一种宗教;早已不再相信民间宗教教理的满大人及其吏佐只是注意不让佛教和尚或神甫们利用宗教来破坏社会安宁。”而中国有谚语云: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又有谚语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由此可见,中国人并不反对差异性,但是口口声声“要爱你们的仇敌”(《马太福音》第5章第44节)的基督徒天天说不信的人要下地狱,甚至在稍微占上风的时候就开始改变手段。而起初范礼安认识到不能对中国采取一手拿圣经一手拿宝剑的武力传教方法,就提出应当改变一手拿圣经一手拿宝剑的武力传教方法,在华的耶稣会士必须学习中国的语言,了解中国的风俗文化。而耶稣会士也开始自觉地尊重中国的风俗习惯,改穿儒服,研究四书五经,结交中国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但等到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利,传教士就以武力为后盾在中国传教,并对教徒采用不同程度的强制手段。柏格理曾经在1902年的日记里记载过这样一件事:“在某一所教堂外面,我见到一张告示,是说:如果任何被考察者缺席达三个礼拜日,将被罚以四磅煤油。”在这种情况下,别人对其冷淡已经是高度宽容的了。
具体到北庄,天天宣扬“信主要上天堂,不信主则要下地狱”的基督徒很难称得上是宽容的。自然,北庄的基督徒即使再不宽容,也没有能力采取相应的行动,也只能口头上说说自己死后要上天堂,别人要做鬼。但是如果不是其他村民显示出高度宽容的话,那些在村庄公开宣扬“不信即罪”、“末日审判”、“不信的人是要下地狱”的基督徒早就在村庄引发各种冲突。因为即使一个人不信所谓天堂地狱之说,也不会太情愿让别人总是说自己要下地狱。2006年1月25日笔者还听邻居李大伯讲,在李大婶快要过世时,扁某就跑到他家,劝李大婶受洗入教,不然的话,是“要做鬼,下地狱的”。李大伯只是不理睬她。这样的宽容实在是不多见的。
当然,也有一些村民认为,虽然她们的说法不可理喻,但如果她们真的能做好事、能对社会起正面作用的话,倒也不错。可是别人并没有看到她们口口声声提到的善事体现在哪里,只是看到她们一味在宣讲自己都不大明白的基督教教义,还说别人要下地狱。这就提醒我们:对基督教的社会作用,我们需要认真的考察。
注释:
①王作安《中国教会发展中面临的挑战》,《中国宗教》2006年第2期,第11页。
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1997年10月,http://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2-11/15/con?鄄tent_630938.htm。
③王作安《宗教的社会责任:以我国内地基督教为例》,http://www.sara.gov.cn/GB/others/llyj/ae3ba5d0-528a-11da-85cc-93180af1bb1a.html。
④李平晔《九十年代中国基督教发展状况报告》,见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编《基督教文化学刊》第一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页。
⑤李亮《中国基督教现状的考察》,《东方》1995年第2期,第55页。
⑥戴康生、彭耀主编《宗教社会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41页。
⑦中共镇平县委统战部、镇平县民族宗教局《关于镇平县基督教情况的调查与思考》,内部资料,2005年,第2页。在此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政府改革,乡镇及行政村的数目乃至名称有所变化,但对本文影响不大。
⑧据2005年年2月2日对县民宗局负责人的访谈。他非常坦率,为笔者提供了大量信息。
⑨据2005年年2月2日对县民宗局负责人的访谈。
⑩在北庄的基督徒群体里,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层级结构的,并且能够很容易地把骨干分子与普遍教徒区别开来。据笔者及村人的观察,北庄基督徒有骨干分子三人,均为女性。笔者在文中分别以扁某、侯某、任某称呼她们。扁某最为积极,侯某提供聚会场所,任某最近几年与外界联系相当密切。
{11}在这其中,就有远志明的《十字架》。不过我看了之后,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这种连海外华人教会都察觉出其荒谬的东西只能用来满足一些人的幻想。
{12}《汉书·司马迁传》。
{13}南阳地区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南阳地区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年版,第438页。
{14}据县民宗局负责人介绍,这先是由各个教堂上报数据,县里再加以汇总。
{15}据2005年2月2日对该县民宗局负责人的访谈。
{16}据2006年1月25日对两任尧庄村支书的访谈。
{17}虽然村支书对北庄有哪些人信教了如指掌,但他没有记录过,所以过去了也就忘了,只能记个大概数目。
{18}据2006年1月25日对两任尧庄村支书的访谈。
{19}据2006年1月25日对两任尧庄村支书的访谈。不过一般聚会来不了那么多人,笔者前去调查的那一次就只有十个人在那里聚会。
{20}这时村支书的妻子在笔者于2006年1月25日对村支书的访谈中告诉笔者的。
{21}据2006年2月1日对村民的访谈。
{22}据2006年2月6日对村民的访谈。
{23}据2006年2月1日对村民的访谈。
{24}方言,泛指为红白喜事、小孩出生及满月还有满周岁等事举办的宴席。
{25}皮包里装着《圣经》已成为她的“职业”装扮。别人一看到她拿着皮包出门,就知道她要么去传教,要么去聚会了。
{26}据2006年2月5日对北庄聚会点的访谈。
{27}据2006年2月6日对村民的访谈。其中一退休职工更是认为基督教是会道门。
{28}最近几年来传销对当地农村损害极大,很多农民利用当地宽松的信贷条件,贷款去参加传销,结果血本无归,最后家庭负债累累。据一名村民讲,城南一个人还因还不起钱,过于忧愁而把眼都哭瞎了。另外,当地的传销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杀熟。附近的一个村庄几乎每一家都有人被骗去传销的,起因就是村里有一人被骗去之后,又骗村里其他人。所以当地人对传销深恶痛绝。
其实并不完全如此。在笔者看来,传销只是强调如果按他们说的做了会怎么好诸如会发大财;而基督徒的传教更侧重于如果不按她们说的做就会下地狱。实际上,她们对于天堂是什么样子也说不清楚。更重要的是,如果不理睬传销的人的话,他们不会对人造成什么伤害,而基督徒的传教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人身攻击。
据2006年2月5日对北庄聚会点的访谈。
吕实强著《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台北文景书局1973年版,第38页。笔者以前看到一个材料上面说俄罗斯历史上有一著名异端,也是持类似看法,但目前记不得具体出处了。
吕实强著《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台北文景书局1973年版,第38-39页。
吕实强著《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台北文景书局1973年版,第39页。
吕实强著《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台北文景书局1973年版,第44-45页。
据2006年2月6日对村民的访谈。
笔者接触到的信徒都这样说。在2005年2月12日对任某的访谈中,任某就特意对笔者强调此点。
据2006年2月6日对一村民的访谈。当地的基督徒是有很严密的组织的,要制止她们太过分的行为,只要找到其头目就容易多了。
据2006年2月5日对县民宗局工作人员的访谈。
据2006年2月5日对北庄聚会点的访谈。
[美]迈克尔·沃尔泽著、袁建华译《论宽容》,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
[英]洛克著、吴云贵译《论宗教宽容》,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2页。
张之洞《设学第三》,张之洞等撰《劝学篇·劝学篇书后》,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4页。
[美]克里斯蒂安·乔基姆著、王平等译《中国的宗教精神》,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65页。
[法]霍尔巴赫著、王荫庭译《健全的思想:或和超自然观念对立的自然观念》,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140页。
黄新宪著《基督教教育与中国变迁》,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
[英]柏格理等著、东人达、东旻译《在未知的中国》,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673页。
作者简介:王奇昌,自由撰稿人
本文责编:石   燚
(《科学与无神论》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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