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某报６月３日刊登题为《警惕反伪科学运动扩大化》的文章说：
近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学术界无形中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伪科学运动，很是热闹了一阵子。众所周知，科学划界问题一直是科学哲学的热点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办法，能够一劳永逸地判断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伪科学。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防止伪科学的滋生与蔓延，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绝非简单地依靠打压以及武断地断言就能够解决问题。
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问题之所以复杂，是由科学的本性决定的。新假说的提出往往是与传统的、已经被接受的理论不相容，如果没有足够证据，仅凭打压与武断地否定，都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对于不同的学术争论，笔者认为应该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让各种假说在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的选择，而不是人为地根据主观判断来作出裁决。人为地裁决各种假说存在的合法性，无疑为科学探索未知世界的活动设置了不必要的障碍。而且，这样做还有可能产生许多无法预料，甚至极为严重的副作用。
在中国当下，警惕反伪科学运动的扩大化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们习惯于一言堂，我们养成了惟权威马首是瞻的文化惰性。从骨子里就缺乏独立的批判与怀疑的意识，而科学研究是需要独立创新意识的，如果任由反伪科学运动扩大化，无疑会让许多人在探索未知世界的过程中心存畏惧，不敢发表有违经典和权力的假说，害怕被扣上伪科学的帽子，从而直接影响科学发现的进程。
在没有现实可行的明确划界标准的情况下，谁有资格来判断一项研究是否是伪科学？以什么名义来作判断？是以科学的名义还是以真理的名义？判断失误怎么办？科学史的研究已经充分证明：科学的发展是靠各种不同的假说之间相互竞争来推动的，不是靠反伪科学来达到的。科学最终的进步不是靠打压和武断地断言来实现的，而是靠无数的经验证据的支持、靠竞争、靠它自身的杰出的解释能力被接受的，哪一个假说能够解决的问题越多，哪一个假说越容易被接受。
在科学发展的问题上，应该具有一种开放的胸襟和气魄：给任何观点一个表达的机会。科学连一点相反的意见都害怕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太低估科学的生命力了？
点评：在我国，反对“反伪科学”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１日《四川日报》刊发报道《大足县发现一个能用耳朵辨字的儿童》以后，许多传媒纷纷报道这里那里发现了耳朵或人体其他部位（当然不是眼睛）辨字的“特异功能”人。人民日报记者陈祖甲这年５月４日发表文章揭露“耳朵辨字”是骗局。但这种批伪科学的言论迅即被一股强大的“特异功能”潮淹没。１９８０年６月，一位学术权威公开表示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研究。此后各种“特异功能”、伪气功纷纷登台。在科普界、传媒界对此提出批评时，１９８２年４月某权威机构发出对人体特异功能“不介绍、不宣传、也不批评”的通知。在这以后，批评者的声音消失或大大减弱了，而搞“人体特异功能”、伪气功的人们如李洪志之流一天也没有停止其宣传活动，一些伪气功组织不断发展势力。最终酿成了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５日“法轮功”习练者围攻中南海的事件。这次事件以后，法轮功邪教及其他一些类似的邪教被取缔。报刊上加强了对各种伪科学的批评。不少伪科学如“水变油”、“邱氏鼠药”、“超浅水船”、“神医胡万林”等等开始销声匿迹。
但时至今日，伪科学并未销声匿迹，仍然时不时出现在我国媒体上。２００４年，不少媒体宣扬这里那里的“辟谷神功”，很是热闹了一阵子。美国早在１９９９年就宣布撤销对“遥视”这种“特异功能”的“星门”研究项目，而我国有的媒体今年４月还在宣扬“遥视”“特异功能”。至于宣扬星座、生日、风水迷信，更屡见不鲜。迄今我国仍有不少人相信这种那种伪科学。这说明，我们反伪科学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而不是什么“反伪科学运动扩大化”的问题。反伪科学面临的任务还很重，还需要我们花大力气去进行。
我们当然要注意，对于没有定论的科学争论，不要给某一方扣上“伪科学”帽子。在上一世纪５０年代摩尔根―李森科之争以后，我国已十分重视这一点了。另一方面，我们要问，对一些已有定论的伪科学为什么不能反对？不反对的后果只能是任其继续毒害人民，这难道不是明摆的事实吗？过去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在这样情况下，提出“警惕反伪科学运动扩大化”，会起什么作用呢？这不值得人们深思吗？
作者简介：颜平，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