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真的不能用自然主义术语解释宗教行为吗？能有一种宗教的科学吗？”该书主编、世俗人文主义和新怀疑论运动的领导人保罗·库尔茨（PAUL KURTZ）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所指的。在其文章“宗教的科学：人为什么信或不信”中，指出：“在科学与宗教关系上，有神论宗教的拥护者常常坚持说宗教是表达真理的一种形式，它独立于科学知识之外，并且宗教经验显示了一种直觉或是理性难以理解的知识。他们声称科学与宗教两个领域之间没有冲突，它们彼此互相补充。”实质上，宗教拥护者反对科学进入宗教领地来解释宗教行为。
但是，库尔茨却认为：“科学家尝试解释各种不同形式的人类行为: 经济的，政治上的, 社会生物学的, 心理学的.科学家们用科学来解释各种人类行为，如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生物学的、心理学的，等等。那为什么不能以自然主义术语来研究宗教行为?如果可以谈论政治的科学或经济的科学，那我们不能谈论宗教的科学吗?”“我认为，至少从理论上来讲是肯定的。”他例举了很多学科都已延伸用以解释“宗教性”行为：“历史学家尝试描述历史上的宗教制度；社会学家寻求解释宗教社会的结构和功能；人类学家研究远古文化中的宗教；宗教心理学家找寻‘宗教体验’，即祈祷和宗教仪式在人类行为中所承担的角色等。在一些研究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学术和科学领域中，用某些宗教文本作为语言学和比较分析的素材。这些研究的前提是，我们应该像对待任何其他形式的人类行为一样，来对待宗教行为的多样性；那就是，客观而冷静地接近他们，不带任何价值偏见地尝试了解宗教行为是怎么回事。此外，已有一些经验性的所谓的超自然现象声称，可以像所谓超常现象声称那样受到检验。”
基于这样的前提，《科学与宗教：它们可以调和吗？》第七章“宗教信仰的科学解释”收集了5篇文章，围绕“人为什么相信宗教教义、接受宗教信条并参加宗教仪式，而另一些人却不信教条或拒绝修行”，运用科学知识与方法，从哲学认识论、社会文化进化论、社会生物论、心理学、神经学等多个学科角度，对宗教信仰的渊源、种种表现及其作用进行了分析和解释。以下介绍和评论这些文章的主要观点。
一、宗教信仰的认识论解释
保罗·库尔茨（Paul Kurtz）“宗教的科学——人为什么信或不信”一文，引领了整个第七章的思路，即要用科学的知识与方法来考察宗教信仰问题，阐释人信或不信宗教的原因。他在这篇文章中，以历史和哲学认识论的视角，对宗教力量的表现、宗教历史发展各个阶段的信仰情况、对信仰在认识论上先验性的解释及其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与生物因素分析、人们不信仰的缓慢认知过程以及快速冲动的皈依信仰行为的阐释、美国信仰出现违背时代潮流的新状况、以及怀疑论者与世俗人文主义发现宗教道德替代物的任务等，给予诸多问题的阐述，特别是阐释先验的信仰问题根源在于人本性中趋利避害的生存需要，回应了人为什么信或不信的现象背后更为深层的社会功能原因，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一）人们信仰的宗教是什么
1. 狂热与固执是宗教信仰的表现
库尔茨文章是从宗教信仰的狂热与固执现象入手的，在文中“宗教的力量”问题的评论时，展示了三个戏剧性的“宗教事件”，表明了宗教信仰在人类文化中持久的力量。第一个是伊斯兰教朝圣者每年蜂拥到麦加的年度大集会。从最近一张估计有300万信众的麦加朝圣照片上可以看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第二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年度事件是在印度，根据远古的宗教仪式，数以百万计的印度教教徒在恒河集中。最近的一次集会中，约有1000万人，在一个叫哈瑞沃尔（Hardiwar）小城参加大壶节（或圣水沐浴节Kumbha Mela）的祈祷和沐浴仪式。第三个是关于在一个大教堂展出的都灵裹尸布。为数众多的参观者从世界各地赶去，只为一睹那块据说曾包裹和埋葬耶稣的裹尸布。
人们信仰的狂热和固执，令信仰者根本不在乎、不理会与他们信仰相反的证据，对此库尔茨举例说：“麦加朝圣会保证穆斯林升往天堂，在恒河沐浴将会得到精神升华，这些说法纯粹都是一些利用古代传统信仰的行为，科学怀疑论者认为这些行为基本不具备经验事实基础。因为没有证据表明，不论是拜访麦加的克尔白神殿（Kaaba）且环绕三圈，还是在恒河沐浴，这些宗教悔过仪式能给穆斯林或印度教徒带来自天堂的保佑。但是，告诉这些古代宗教的虔诚弟子，这些仪式是自相矛盾的或者毫无根据的，基本上是对牛弹琴。”“同样，对于都灵裹尸布，最新的科学证据已表明，它是14世纪中期在法国里尔（Lirey, France）制造的赝品”，“有人利用它欺骗了为治病而来的数以千计的朝圣者，当年当地的主教也因此而谴责过这种行径”。“裹尸布上的红色印记已经显微镜研究不是人类血液，而是红色赭石和朱红颜料。裹尸布上的图像根本不是什么奇迹，完全可以给出自然的解释。”即便如此的科学事实，但“在怀疑论者认为他们已经决定性地驳倒信仰派时，让他们更为吃惊的是，裹尸布说却再一次顽强地死灰复燃，并且宣布怀疑者犯了错误。信徒们坚称碳14在检测过程有所谓的缺陷——在怀疑论者看来这些都是合理的——所以这块裹尸布（即都灵裹尸布）就是埋葬耶稣基督的葬服。”
由此可见，宗教信仰的狂热性与固执性往往产生信仰者的非理性行为，让他们根本听不进不同的声音，还不断地反复地寻找支持其信仰的证据。
2. 宗教一直在编造各种神话，自欺欺人，经不起推敲
库尔茨在回顾宗教的历史时，首先以怀疑论者批判的视角，阐述了宗教一直排斥异议、打击压制对宗教批评的事实。他指出：“大部分经典宗教出现于前科学时代，那时候，科学方法尚未得以应用。对宗教教义的起源进行学术或科学质询通常很难，特别是当一些批判性地检验启示真理的基础时，经常被宗教团体认为是对社会有害的。在西方世界中，自由思想家们对《圣经》的批评，受到审查制度的禁止和制度所施加的压力，只是近年来才得以解除。在伊斯兰教国家，对《古兰经》的批评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谁胆敢尝试，那他只会面临报应的巨大恐惧；因为在《古兰经》中，对穆罕默德神权的质疑是要被宗教裁决为一种亵渎神明的行为。”
之所以出现压制、打击批评宗教的行为，是因为宗教组织要维护它们存在的利益，而它们存在的基础，在怀疑论者看来，“这些超自然声称从未获得足够、可靠、中立的见证”，“几乎无法经受客观探寻者持续的批评性检验”。
历史和现实的宗教信仰到底是什么？
库尔茨一是从古代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入手，阐述了宗教信仰的起源、形成和社会作用，说明信仰源于人类早期的生活愿望而编造的传说，后来被社会制度强化并成为人们的习俗，从而在思想上根深蒂固。库尔茨指出：“具备预言和启示的古代宗教，全部声称上帝在历史上曾降临，这些想法即所谓的‘圣书’的来源，无疑是结合了远古游牧社会和农业社会对神的和超自然的最美好向往，是当时人们最有说服力的道德见解。” “先是口口传颂，以后就作为所谓的事实出现。这些文字记录均源于二手或三手资料，出现于许多年甚至几十年之后。这些很有可能被编入类似于小说的戏剧性寓言之内，并由宣扬新信仰的人记录下来。”这些“圣书”对信徒们许诺，“在这个苦难的世界之外，还有另一个世界”，其效果是“这些关于拯救人类的信息，吸引了无数贫穷的民众和在现实世界遭受打击挣扎的灵魂。信徒们如迎接福音真理般地接受这些信仰”；于是“几世纪后，这些信仰已在整个社会根深蒂固” ，表现在“一神论宗教最终与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军事、经济机构结合在一起，并不断被宗教和世俗权威所强化” ，“古代社会的所有艺术、道德、哲学、经济、社会及法律制度都植根于宗教习俗”，并“通过选择性的教养政策”，“传授给年青人”，“一代代传递信仰，以确保传统的延续”。现在，“许多自由主义有神论者把所谓的历史事件当作象征或者隐喻来阅读，是因为它们提供了生活的意义和目标。”
库尔茨二是对19-20世纪末各种新兴宗教进行了考察，并以自身与这些新兴宗教创始人的接触经历，得到了与上述情况基本一致的结论。对于“摩门教”（Mormonism）、“耶稣七日教派”（Seventh-Day Adventism）、“科学神教”（Christian Science）和“耶和华证人运动”（Jehovah’s Witness movement），以及“新时代运动”中的“超常”宗教和“太空时代宗教”，库尔茨体会到现代信仰者的非理性信仰态度，其狂热程度不亚于古代宗教的信仰者，而这些新兴宗教一样是出于人的主观愿望编织的幻想，表达心灵深处的渴望，继续延续民族神话，有的就是自欺欺人。
比如在库尔茨对“19世纪新兴宗教创始人的信念和转变的历史记录，以及信众对信仰的接纳程度等资料”的分析后，指出：“一旦对他们相类似的精神－生化－社会学作用因素进行认真的历史研究，就会发现，这些所谓的圣人启示的真实性总是难以证明。” “批评家指出了它们欺骗和自欺欺人的地方：比如约瑟芬·史密斯写作的《摩门经》及其天使莫罗尼给他金盘的论述，都是史密斯自己的宣称。类似的还有“耶稣七日教派”创始人Mary Ellen White所做的“剽窃”以及“科学神教”教徒和Mary Baker Eddy神奇疗法的可疑声称。”
又如“20世纪‘超常’宗教中一个有力的例证是，心灵学（psychics）和灵媒们采用的暗示力量，时常利用欺骗和自欺，有太多善于接受新思想的信徒，都自愿放弃严格的进一步证实的标准，转而接受超常能力的声称。这种事情不但在老百姓身上发生，甚至也发生在一些高级科学家身上。他们在自己的领域中是专家，却并不了解行骗的艺术。还有另一种声称非常盛行，那就是证明存在一个超越这个世界之外的另一现实：相信基于‘前生’和濒死体验的‘来世’，以增强对灵魂与肉体可以分离、灵魂是不朽的信仰。”
再如“20世纪后半叶，‘太空时代宗教’的产生对信仰的精神生物学研究极富启发作用。罗恩·哈伯德（Ron Hubbard）原本是科幻小说作家，后来开始有意识地创造新宗教，创建了‘基督教科学派’。他使用的精神疗法及其他疗法从经验领域上来看是非常可疑的；然而数以千计的人，包括一些名人，因受蛊惑而接受它的教义。不明飞行物神话尤其令人着迷。太空时代的‘先知’已经出现，可以与古典宗教先知们相匹敌，他们同样地声称解救人们到另一王国。”“这种高级外星人访问，从实质上来说，与圣人在西奈山（Mount Sinai）、在麦加城外的哈芝（Hijra）洞、到大马士革途中降临，或者希腊神话的奥林匹斯诸神显灵等所谓的早期造访，都是一脉相承的。”
因此，库尔茨认为，尽管宗教一直在编造各种神话，自欺欺人，经不起推敲，但是人们信仰的执着与狂热仍是不减当年。库尔茨曾和各种类型的近代宗教领袖和神秘主义者有过数年的密切接触，指出一个奇怪的现象：“经仔细调查，他们的超自然声称一一被驳倒；然而尽管如此，一些明智的人仍然坚持这些明显错误的信仰。似乎是一种奇怪的逻辑在起作用：对于缺乏证据或者纯粹没有证据，或确实存在充足的反面证据的信仰系统，人们却热情地接纳；事实上，人们将整个生命贡献给了一种毫无根据的信条。信仰未见或渴望的事情，从古至今一直存在。这种无视反面证据的信仰意愿一直被当成值得称赞的道德而大受吹捧。大卫·休谟（David Hume）认为这是一个‘奇迹’，相信奇迹的人为了要接受他们的信念，愿意推翻所有理性证据和合理程序。”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二）“人为什么信”
1. 源于信仰者无知并没有被要求提出证据，因此没有质疑意识
在库尔茨看来，信仰者之所以信，是没有人对信仰者提出证据的要求，他们没有质疑的意识。他说：“信仰者没有受到明显的评论，要求他们对其信仰提供事实证据。这些评论是针对其信仰认知基础的。对于所谓的声称现象，认知论者认为可选择自然主义的解释，如果能把这些声称的评论提供给信仰者，他们可能会放弃非理性的信仰。这种方法对于一些相信质疑的人是可行的，但不适用于所有的人，还需要合理化的程序介入以援救这些信仰者。”
库尔茨进一步分析道：“认知在人类生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帮助人们摆脱错误思想。”比如通过常识和批判性思考，人们不停地用实际的理由驳倒无证据的信仰。哲学和科学从认知中诞生，又反过来帮助我们了解自然和人类自身，实现人的目的、解决生活问题。对于“外面正在下雨吗？”或者“牙疼该怎么办？” “恐龙很有可能是在6500万年前的一次小行星碰撞中灭绝了”或“仅仅通过治疗性接触无法治愈病人”等问题，人们知道需要使用实践理性处理经验性问题，这些观念可以经实验证据验证。另外，对于一个虚心的质疑者来说，基于认知和批评性思考，是可以接受或者拒绝他本人先前的许多判断，比如“《圣经》中所说的一场大洪水毁灭了整个地球是没有证据的”。
实质上，在库尔茨来看，在对待我们信仰的问题上，知识无疑继续起着重要作用。如果有足够的理性认知和提供证据的意识，是可以帮助一些有理性素养的信仰者消除盲目信仰的。
2． 源于“先验的诱惑”产生本能冲动，是心理—社会—生物学因素发生作用
库尔茨指出：“诱惑信徒们接受那些‘难以置信’的事情是非认知的趋向和冲动在起作用。这种盲目信仰证据不足的事物，甚至无视反面证据而盲目信仰的行为，其最终的根源在于其生物和社会本能。”
在库尔茨看来，当这些未经证实的超自然解释披上宗教、超自然或超常的外衣时，有这么多人接受，至少可以说是“因为这些解释引起敬畏，并且诱发热情想象”。库尔茨在1986年《先验的诱惑：对宗教与超常现象的评论》著作中指出：相信未见事物的诱人之处在于它能满足人的需要和欲望。心理—社会—生物学因素发生作用，使人类偏向于相信这种诱惑。库尔茨把它标注为“先验的诱惑”，它可以给人以安慰和麻醉，缓解对现实的担心与恐惧。
库尔茨举例“先验的诱惑”及其作用所包括的方方面面：“在原始社会，人们求助这种方法来对付难以驯服的自然、不能避免的灾难、无法忍受的病痛和悲伤。用这种方法来缓解对死亡的恐惧——假定存在另一个世界，希望后世的生活能摆脱今生的邪恶和不公。对脆弱和孤独的人来说，这种先验极具诱惑。这种假设可能找不到任何证据；但强烈的感动和渴望能给人们提供心理安慰。相信和今生的至爱将在另一个世界相遇，可以获得无限满足，或至少能获得暂时的心理补偿，帮助人们从生活中遭受的痛苦和损失中缓解出来。如果今世不能和所爱的人在一起，至少能在梦幻中实现愿望。如果顺从于宇宙中不可见的统治力量，就可以改正人类在苦难的世界上犯下的错误。因为这种先验的信仰帮助人类度过伴随一生的艰辛和苦难，还能让人为预料之中的下一次苦难来临而忍耐，所以非常有诱惑力。这就是宗教的神奇之处，它的咒语和仪式煽动了信徒的强烈感情，诱导幻觉的出现。不论原始人还是现代人，都需要面对一个危险的真实世界——野兽、劫掠、干旱、饥荒、闪电、森林大火、灾难、不幸、意外和突发事件等等。当然，生活中有快乐和满足，功绩和成就，但也有悲剧和失败，挫折和悲痛。这个世界是欢乐和悲伤的集合体。先验的诱惑创造出一种有效的麻醉剂，可以帮助人类应付那些无法忍受的灾难，战胜死亡，延长生命。这个麻醉剂就是其创造的宗教系统，牧师和先知们向人们宣扬说，看不见的力量在主宰我们的命运。心理学家约翰·强枚克（John Schumaker）认为，人类为了在一个不完全了解的世界中生存，愿意逃避现实。”
库尔茨解释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科学发展解释了很多神秘现象，但人们还是愿意相信那些欺人的谎言？他指出：“近代以来，人类才开始逐渐抛弃一些神话解释。出现了哲学和形而上学，试图用理性来解释世界的变迁；现代科学采用有效的实验验证和数学推论的认知方法，在无法进行纯粹推测的领域取得了成功。过去在神秘掩盖下的事物如今可以清楚地用自然科学来解释。”“然而总会有未知问题存在，正是在这些领域中，不可知论和先验论仍在负隅顽抗。这种欺骗的诱惑完全利用习俗和狂热的力量，超越了自然世界，并拒绝所有包容它的努力。它们不会因缺乏任何证据而暂缓对这些问题的判断，而是钻了人们需要精神安慰的空子。这是一剂最常见的药膏，用于缓解对现实的担心与恐惧。”
库尔茨抽丝剥茧地分析了人们因担心与恐惧而去轻易相信“欺骗的诱惑”背后更为深层次的心理—社会—生物学原因，他指出：“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诱惑根植于有一种倾向，是一种天性。换言之，在人种中可能有一种遗传成分，比诱惑强，又比本能弱。我想要提供的假设为，固执地相信祈祷效果和屈从神赐力量，是因为它在人种幼年期就留有某种幸存的价值；比如某种强大的心理—社会—生物学因素发生作用，使人类偏向于相信这种诱惑。”
库尔茨从进化论的角度，进一步指出虔诚的信仰是“可遗传的”因素。他分析道：“对于这种（指信仰）固执的认识论解释是，由于对先验主义的心理固恋这个根源，导致了存在着认知的不一致或者误导，通过理性探寻，这个问题可以解决。苏格拉底认为，信仰的固执只源于无知，知识能去除宗教神话的错误思想。在对待我们信仰的问题上，知识无疑继续起着重要作用。不过目前我认为，还有另一种因素解释这种固执的笃信，这是一种进化论的解释；先验信仰有其合理的价值，那些相信不可见力量的种族或家族通过祈祷和宗教仪式，更容易生存下去，他们把这种基因传给后代。因此，虔诚的信仰是一种“可遗传的”因素，存在于赤裸的类人猿时代。”库尔茨例举了一些事实：从明尼苏达州大学对一双胞胎进行的研究中看到支持这种先验倾向：“研究同时证实，他们的宗教趋向也相似”，“估计遗传因素占到了50%”；威尔逊（E.?O. Wilson，美国昆虫学家和生物学家。他尤其以他对生态学、演化论和社会生物学的研究而著名）也认为宗教信仰有一定的生物学基础；认为神学的“超信仰”提供了安慰，使人能面对逆境；这些神学的超信仰——不论真假——提供了一种适应环境的有用手段。对于一个拥有安全网络的种族或部落来说，这样的信仰实践活动可能有利于应对死亡的恐惧，他们也能够把这种宗教信仰的倾向遗传给后代。这一倾向可能具有某些生存价值，因此被传给后代。威尔逊声称“由虔诚信念和意志组织起来的一个强大群体中，其人们有一种世袭的选择性的优势……如果不是所有的宗教行为都来源于进化论的自然选择。”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成果支持了这一社会生物学的解释，包括两部分：（a）基于遗传的心理—生物学，（b）基于文化记忆和习惯的社会学。包括同时代的基因米迷（gene-meme基因文化传承）假设。进化是基因和通过文化传承及对青年一代教化的米迷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遗传与环境因素对个体行为都发生影响。虽然可能有信仰先验论的倾向，但其信仰的表达方式和内容仍然取决于文化。
由此可见，从人类的生物社会学进化观点看，在人类早期生存和社会生活中，那些偏向相信超自然信仰的人类更容易生存发展，“超自然”信仰有利于消除人类对自然无知的担心和恐惧，有利于凝聚族群信念的意志与力量，并通过选择性发展遗传了下来。这就对人们对待“先验的诱惑”态度给予了心理-生物-社会因素的解释。
三、 “人为什么不信”
1.“不信”的认识论因素——经历一个缓慢的批评性反思的认知过程
库尔茨碰到很多不信仰者，他们从记事起就是无神论者，甚至其中多数人从小一直受到宗教的教化，他们也从来不接受占优势的宗教教条。对此，库尔茨提出：“我们不仅需要个案轶事资料，更需要系统研究人们为什么和怎么样变成不信仰者。”
库尔茨指出：“许多无神论者将他们的不信原因归结为一个缓慢的批评性反思的认知过程。在各种讲座上，我曾多次对无神论者和世俗人文主义者进行过问卷调查，表面上，这些对相当数量不信仰者的调查问卷支持了这种假设，但还需要更广泛的调查。有一个大致的多元性解释。布鲁斯·汉斯伯格（Bruce Hunsberger）和鲍伯·埃特米耶（Bob Altemeyer）主持了一项重要研究，努力对加拿大大学生的皈依和不皈依过程进行了一个概述。爱德华·巴宾斯基（Edward T. Babinsky）出版的自传分析了人为什么抛弃虔诚的信仰。我们需要用可能的基因解释来研究反皈依的过程：在不断地接收灌输时，为何还能拒绝相信，速度有多快，诱因是什么？ 反过来，从不信状态到信仰状态是一个什么过程？无疑有许多因素在起作用；我们需要把它们找出来。汉斯伯格和埃特米耶对学生的研究表明，反皈依的过程是一个缓慢的认知过程；而转化却是一个相当迅速的情绪转化的过程。”
2.“不信”的社会因素——无神论与世俗人文主义的影响
库尔茨指出：“我们需要检验宗教观念产生和消失的社会文化背景。如今，在前苏联和东欧这样无神论是官方学说的国家里，我们有充足的数据可用。这些国家用了50年到75年，通过政治政策教导和宣传，有意地限制宗教信仰，并鼓励了无神论的传播。但我们要问，自从共产主义解体以后，这些国家发生了什么？之前无神论对政治和社会的影响是持续下来了，还是留下了永久的印记，或者是消失了？同样，在许多西欧国家，二战后期，尤其是受到世俗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影响，传统宗教迅速衰败。举例来说，战前，荷兰人中，约一半信仰罗马天主教，另一半信仰基督教新教，还有少量犹太教和其他少数宗教。二战后，这种情况已经有所变化，人文主义者的比例最高，其次是新教或天主教徒。挪威、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
四、了解“人为什么信和不信”的现实意义
1. 美国宗教信仰复兴的现实
库尔茨指出了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事实，是所谓的主要教派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持续地丧失领地，而强烈的原教旨主义者和福音教派却增长强劲。”“自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教会不断地衰退，教派分支数量一直在上升，主要集中在福音派和原教旨主义的团体中，如浸信会Baptists、神召会Assemblies of God、拿撒勒教派Church of the Nazarene、神教会Church of God、基督复临安息日会Seventh-Day Adventists、摩门教会Mormons。” 1990年代以来，几乎66%的南方浸信会赞成这样的观点，即《圣经》实际上是上帝的话，是按照字面的逐字逐句的，而不是一种隐喻或象征性的，从而反对自由主义倾向。那些“超自然的”极端的膜拜团体和教派那种狂热性总是“处于与环境相对地高度紧张的状态下的”。“美国在宗教信仰虔诚程度上表现反常，宗教增长的关键因素，毋庸置疑地是一种社会文化影响其盛行的作用”。“历史上的保守教派，一直在寻求处罚异端和亵渎上帝的人，认为他们是罪大恶极。异教徒经常被逐出教会，甚至施以火刑。只在近代的民主社会才得到发展，允许或鼓励宗教异议者自由伸张。”
那么，“无神论成长需要什么样的环境？何种教育氛围可能会激发不信仰？”
2. 世俗人文主义者主张科学可以帮助解决问题来替代信仰宗教
库尔茨对上述美国宗教信仰状况，提出：理性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要发展可替代的智慧哲学（方法论）和独立于宗教的生活方式，世俗人文主义者要做他们愿意为自由思考和人文主义而献身的承诺。而前提是了解人们为什么信仰或不信仰某种宗教。
库尔茨在“会发展出一个道德代替物吗？”一节中强调了宗教具有心理-生理-社会需要和功能的特殊意义，因此指出：“一种宗教的核心信仰和实践的内容与信仰实践的功能，这两者的区别是需要进一步引起注意的关键。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容会有所改变，并且由于批判性认知，传统信仰及其限制会逐渐弱化；而替代性的实践教条会产生，以满足类似的心理-生理-社会需要和功能。基于此，我重申，我们针对的不是宗教的类型或者其真理声称的状况——这与很多信仰者毫不相关——而是针对宗教象征性的和制度化的权威，它提供了一个复杂的机构和命令，给无意义的、巨大的宇宙赋予了意义。”
库尔茨在“我们能做什么？”一节中，指出世俗人文主义者任务和完成任务的基础：“如果科学证实了假说，即确实存在深厚的、至少是部分社会生理学因素与人类的虔信有直接关系，那么，自然主义者该如何应对？认知论者说，我们应该致力于揭露明显的错误和破坏性的教条。至少可以抑制与缓和宗教狂热，保护不信仰者的权利，培育一种宽容的道德规范。如果在可预知的未来，宗教信仰很有可能以这样那样的形式与我们长期共存，世俗的自然主义的替代物或道德等价物能够发展到满足人们对于意义的狂热渴望吗？能为悲观厌世的情绪提供足够的安慰吗？能够设计出新的象征激发渴望的人生意义和希望吗？能维持和激发勇气吗？换句话说，自然的人文主义者提供的信息能像有神论神话那样有说服力吗？这些是科学可能帮助我们解决的问题。但是这种假设的基础是我们得了解人们为什么信仰或不信仰某种宗教。”
由此可见，库尔茨写此文章的最终目的，是主张人们依靠科学而不是宗教信仰来生活，其基础是了解人们为什么信仰或不信仰某种宗教。
二、宗教信仰的历史文化进化论解释
安东尼·雷音（Anthony Layng，美国人类学家）在“超自然力与文化进化”一文，对历史上的超自然信仰与社会文化进化的关系，从文化进化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人们之所以信仰，起作用不是信仰的“超自然力”本身，而是信仰这类事情的行为。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人类追求生存与幸福的本能，推动和保留下来人们的信仰。
1. 进化观点认为信仰的行为具有生存的实用意义
安东尼·雷音认为：“有一个进化的观点，强调宗教信仰可以得到观察性结果，并且认识到信仰是如何通过调节必要的物质资源来提升（适应性）行为。这样的观点，可以在解释超自然力信仰的早期起源和普遍性问题上富有成效。”他指出这样的现象：“所有的人类文明都包含了对超自然力的信仰，而且，似乎这种传统在影响我们祖先感知和适应环境上起着积极与本质的作用。这种人类的信仰和适应性行为之间的关系，在文化演化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进化的观点来看，这种普遍现象意味着这样信仰一定对人类幸福起到了重要作用。这里提到的不是什么奇迹、神秘疗法和精神控制。很可能在这方面起作用的正是信仰这类事情的行为，而不是事情本身。”
安东尼·雷音在分析宗教总体表现和趋势的规律时认为，人类的生物进化远远小于社会的进化。他指出：“从任一社会的发展史中，都能看到宗教信仰是如何随着时间而改变，是如何产生及有意无意地虚构，以及最终又如何被抛弃的。在构成文化的已知思想和习俗的庞大体系中，包含了对自然环境和超自然环境的信仰。而且，如同信仰一样，整个人类文明也随时间而改变。如今，人类已不再依赖遗传基因的进化，而是依赖改变自身的信仰和行为来适应环境变化。其原因是，从南方古猿到克罗马农人（欧洲晚期智人）的人类进化主要依靠缓慢的基因进化，才使我们祖先的第一代拥有了现今人类的身体特征。但至少至今6万年前，人类的生物进化已经相对停滞了。而在此期间，信仰的进化逐渐决定了哪些人群最有能力生存下来。”
关于信仰的价值，安东尼·雷音指出：“在文化进化的早期阶段，所有的社会就已经开始信仰超自然力量了，这是所有宗教信仰的必经之路。”， “个人和边缘团体所持的宗教信仰可能有损其生存，而传统信仰和社会主流信仰却有可能增加整个社会生存的机会。就像是不管单个人有多么愚蠢，但全社会的集体智慧一定对最后的生存有实用意义。”
那么，信仰到底在早期文化中的实用意义是什么呢？
2． 早期族群信仰源于族群生存所需要物质方面的满足
安东尼·雷音在“文化与族群信仰”一节指出：“一些种族维持的习俗，可能威胁到某个人的生存，但同时却有助于整个种族的生存。”他举例说：信仰长女都是邪恶的而导致部落社会杀死女婴的行为，有效地遏制人口增长，避免了人口无限膨胀导致大面积饥荒。印度“牛是神圣的动物”的信仰禁止杀牛的传统意味着在饥荒频发的印度，穷人宁可挨饿也不吃牛肉，从而保证农业社会保有基本数目的农耕牲畜，保证农业生产不会逐渐衰退而导致整个社会难以为继。
安东尼·雷音分析说：“早就有过这样的假设：信仰者从其对超自然力的传统信仰中获益的假设。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没有刻意研究过宗教，但仍承认宗教的情绪功能，如可以减少焦虑。被视为首位社会学家的埃米尔·德克海姆（Emile Durkheim）认为，相信巫术和灵魂对社会的存续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但目前，人类学家认为，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有比迎合纯粹的情感和社会需要更实际的功能，它可能在人类祖先满足物质需要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3. 美国本土印第安信仰，无论古今，均源于需要提供物资和补给
安东尼·雷音以19世纪平原印第安人为例，讨论美国本土的宗教信仰，说明他们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能够提供可靠的物资和补给，以维持人口数量。他指出：按照印第安人的传统，“狩猎、战斗及其他重要活动的成功都依赖于宇宙超自然力量，这种能量一年左右会逐渐衰竭。需要整个种族一起用几天的时间，通过隆重仪式来促使这种有限能量的再生。”“在每年野牛大规模迁徙时，他们就会聚集起来,协调部落中的勇士们来一次大规模的狩猎，可以获得充足的肉食，以在食物短缺的冬季保持足够的食物。”“复兴仪式中最著名的是太阳舞,其举行时间与每年野牛的聚集相一致，正是理想的狩猎时间。此外，这种季节性的仪式同时也维持一种部落的归属感和忠贞感, 将不同的部落支系以情感为纽带联系到了一起,使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他们认为，缺少任意一个支系的参与，这种仪式就不能产生充足的力量。实际上，这些奉行平均主义的种族为了有限的食物而竞争，只有具备相当军事力量才有竞争力,所以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种族才最有可能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现在经济利益仍是问题的关键。安东尼·雷音指出：“在保留部落语言和传统风俗变得非常困难，并且不被重视的时候，人们可以通过参与古老的仪式而获得印第安的身份认同感。印第安人已经适应了对印第安保留地的优惠政策和补贴，当这些不再保证时，那么印第安人种族特征就公开表现出来以平衡这一情形。政府里很多人热衷于削减对印第安人的联邦预算，比如印第安事务局的开支、特别奖学金、住宅补贴、全面医疗保险等美国人赖以生存的条目。如果印第安人与其他美国人平等,为什么需要和联邦政府有这样特殊的关系？不管目前印第安人的娱乐和主流生活方式如何变化，歌舞庆典和太阳舞这些仪式提供了明显的证明，即印第安人终归是印第安人，这些仪式有助于证明了他们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和由此带来的物质保障。”“事实上，印第安人的土地观念获得美国公众相当的同情，很多对于土地所有权的主张已在法律上获得成功。一些部落已经获准拥有广阔的土地作为不动产，还有一些部落经法院判定，获得数百万元的补偿。部落的律师为古老的土地赋予了当代的含义。如果案件涉及到的‘失去的’土地是‘圣地’，那么可能获得更高的补偿。这再次证明，经济利益还是问题的关键。”
4. 现代社会对信仰进行质疑是源于物质方面不成问题
安东尼·雷音认为，现代社会容忍自由的理性思考、客观观察和怀疑论，科学可以质疑宗教超自然信仰，是因这一信仰已经无法最大限度地保障物质资源供给，而真正控制物质资源供给的却是社会世俗的人和制度。 安东尼·雷音指出：“如果让科学来检验宗教，如果只相信观察和实验，宗教信仰将会因为无法最大程度地保证基本物质资源供给而受到质疑和削弱。而当代美国人可以在不危害社会长治久安的前提下，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持保留或质疑态度。他们所仰赖的天然资源被官僚政府、工业公司、合成技术和其他世俗手段所控制。” “如今的人们不再需要相信超自然的存在和力量支撑着社会的存续。大部分人现在靠医生来治病，而不会仅靠信念和魔法。”
那么，关于超自然力的信仰有什么结论?我们的先祖为什么会信仰超自然的力量?这种信仰对于原始的社会是有价值的,可以假设它来源于超自然世界的启示吗？
安东尼·雷音没有迎合大多数美国人的观点，而是“颠覆了超自然力量和灵魂(上帝、天使、圣徒、撒旦等)的存在”。他认为：“对于愿意用科学态度来研究宗教的人来说,以进化论的观点研究超自然的信仰为何会出现，在文化进化的过程中又起了何种决定性的作用，是颇有裨益的。”他认为：“更科学的方法是考虑以下可能性：随着人类大脑的进化，自然选择偏向于信仰超自然力量的人，遗传倾向的结果是需要这样的信仰。受进化心理学启发，一些学者正在推动这一理论的发展。但似乎也暗示着现今的无神论者大脑退化，无法理解“正常”人觉得人天生应该信仰上帝这个道理。这种天生的信仰理论受到一些追捧，但在为超自然信仰做神学解释之时，却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持。” 安东尼·雷音进一步说：“不可否认，在进化的某个阶段，人类大脑产生了超自然力的概念，也就是抽象思维的能力。这种超自然信仰具有重要的适应性潜能，能帮助一些人生存下来。因而拥有信仰的早期人类社会最有可能生存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仅有石器时代技术的条件下，所有生存下来的社会都持有这种信仰。”
参考文献
［1］ Paul Kurtz’s “The Science of Religion: Why Do People Believe or Disbelieve?” is adapted from his article “Why Do People Believe or Disbelieve?” which appeared in Free Inquiry 19, no.3 (Summer 1999).
［2］ Anthony Layng’s “Supernatural Power and Cultural Evolution” originally appeared in the Skeptical Inquirer 24, no.?6 (November/December 2000).
［3］ Morton Hunt’s “The Biological Roots of Religion” originally appeared in Free Inquiry 19, no.?3 (Summer 1999).
［4］ Steven Pinker’s “Whence Religious Belief?” earlier appeared in the Skeptical Inquirer 23, no.?4 (July/August 1999), and is excerpted from his books The Language Instinct and How the Mind Works (W.?W. Norton, 1997).
［5］ David C. Noelle’s “Searching for God in the Machine” originally appeared in Free Inquiry 18, no.?3 (Summer 1998).
作者简介：孙倩，中国科协干部
本文责编：文丁
（《科学与无神论》2014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