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或神，这等同于无知
1927年，我生在上海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
在孩童的时候，我是深受各种鬼神学说影响的。我的祖母、外祖母都求神拜佛，我进的学校，每星期六都有牧师来布道，我家里有宣扬各种“教源”的杂志，都大量地介绍了许多信奉者的“见证”，都说从信奉中获得了种种“福音”。后来学习了自然科学，就逐渐认识到各种神鬼学说都不足凭信。因为没有任何证据，没有任何证明。
在《蜀山剑侠传》的小说里，就说到一位武功高强的人，把左脚踩在右脚上，又把右脚踩在左脚上，如此轮流跳跃一直跳到天上去。我却屡试而屡败！后来读了力学，牛顿第三定律说，“作用等于反作用”，因而这种“梯云纵”其实是不可能的。
接着又读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就又知道“上帝第七天造人”的学说，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可以说，正是这些自然科学的知识，一步一步地摧毁了我对鬼神学说的信仰。恩格斯说，“在近代自然科学历史中，……上帝……在科学的猛攻之下，一军又一军地放下了武器，一个城堡又一个城堡地投降了，直到最后自然界的无限领域都被科学征服了。”
当然，当代的自然科学并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这就为鬼神学说的传播留下某些余地。譬如，恩格斯就说“牛顿仍然让上帝来做‘第一推动力’”；但是恩格斯同时又指出，毕竟牛顿“禁止上帝来干涉牛顿的太阳系”。（参看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164页）。所以，近代自然科学确实一步一步地把“神”从绝大多数领域里赶出去了！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有一句名言：“上帝或神，这等同于无知。”
我和物理学的不解之缘
1945年，我由南洋模范中学毕业，考入交通大学化学系。在中学时代，我最喜欢的是物理和数学，然而，为了“出路”问题，却终于选择了化学系，因为也许在毕业后可以在上海的某个小型化工厂里就业。
抗日战争胜利后所面临的局势太严峻了！我于是由一名“一心攻读数理化”的学生而开始关心起国家大事来。是谁的救国主张更正确？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还是主张“第三条道路”的民主同盟？这自然而然地在青年学生中引起了一场大辩论。
在懂得了中国必须走革命道路以后，就有一些先进分子向我们这些具有正义感的学生进行启蒙教育。他们向我们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介绍了阶级斗争学说，当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列昂节夫所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此书以严谨的逻辑介绍了剩余价值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这就如同“拨云雾而见青天”一样，使我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既然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革命的真理，我就更加渴望认识和理解这一理论。1947年夏季，我由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转而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这一转学结下了我和物理学的不解之缘。
在中宣部5年，我读懂了马克思，因而坚信马克思主义
全国解放了，迎来的是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春天。我一再为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以及如何推进中国社会改造的各项政策的英明和巧妙而折服；一再为唯物辩证法在应用于解放中国革命问题时发挥的效能而惊叹！但是，我又是物理学领域中的一名新兵，那么，马克思主义和物理学的关系如何？能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应用于物理学的研究？这些问题就一直萦绕于我的脑中。
1950年，斯大林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的著作，第一次提出了语言没有阶级性的观点。1950年11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于光远同志来到清华大学召开了一个理论问题讨论会，找一些青年学生座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在座谈会上，我问光远同志：“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说语言没有阶级性，根据斯大林的意见，是不是也可以说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
大概是因为我向光远同志提了这样一个理论问题，1951年，我由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也就分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在光远同志领导下工作。中央宣传部的职责是宣传马列主义，宣传的前提是学习，因而我便由学习物理学转到系统地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1952年，中央宣传部成立了科学处。在该处我工作了5年。
中央宣传部是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好地方。科学处的几任处长都是优秀的理论工作者。中央宣传部还拥有文化、艺术、戏剧、电影、教育、出版以及国际政治等各方面的专家，在这些领域中发生的任何问题都不难找到可以请教的前辈。这使我们“大开眼界”。50年代初期又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反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激烈斗争的年代。大家熟知的有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红楼梦》问题的讨论，胡适唯心论的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等。尽管这一阶段的讨论和批判中，有不少简单粗暴的地方；但总的来说，还是展开了不同意见的争鸣。有比较就有鉴别，有辩论就有前进。马克思主义本质的规定之一，就在于它是革命的批判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得到传播和发展。我们那一代的青年知识分子，正是在这种斗争中，才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高明的和不甚高明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形态和貌似科学实质上甚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等等之间的区别。
学习马克思主义将大有益于科学研究。这不仅大有益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而且有益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很遗憾，现在有些人连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科学的指导作用也不承认了。1981年，我在科学学、人才学和未来学的联合讨论会上有一个发言，后来整理成一个简报，《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学、人才学和未来学的研究》，其中所批评的正是方励之教授在会上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在许多方面已经被‘证伪’”的论点。
如果对马克思主义“学之不深，用之不活”，反而责备“马克思主义要不得”，那是很荒唐的，在《整顿党的作风》里，毛主席曾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不愿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毛泽东选集》，卷三，第777页）。现在是某些放箭者把箭放歪了，却反过来说，“坏箭！坏箭！”一个在中学里初学牛顿力学的中学生，学完了但不会“解题”，却反过来说牛顿力学“过时”了，牛顿力学已被“证伪”，不也是同样很荒唐的吗？
1955年，党中央为了推进原子能事业，决定成立核工业部。1956年底，我奉调到原子能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室工作。自此，我就一直从事理论物理的研究。
我为什么要反对伪科学
1988年看“超人”表演，我算是非正式介入反对伪气功的行列。1994年12月5日，报上登载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科学普及工作的几点意见》，文中号召院士们带头反对封建迷信，提倡科教兴国，我感到作为一个党员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是搞真科学的，怎能容忍假的东西在身边泛滥，且愈演愈烈。新的封建迷信在抬头，不与之做斗争，怎么谈得上科教兴国！我认识到这个问题，于是身不由己地正式介入了与伪科学、伪气功、封建迷信斗争的行列中。
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写文章宣传无神论、真科学。在我能够触及的范围内，我尽着一个科学家的良知、一个党员的责任。我的原则是：不成气候的阴云不管，成了气候的黑云要坚决把它打散。
1996年11月24日，我在海淀区银海书摊见到《转法轮》的书。我感到这是一部极其荒谬极其愚昧极其害人的坏书，让我震惊的是，练此功的人数已具相当规模。我及同道著文批驳。以后我陆续了解到法轮功害死人的事例，曾先后接到法轮功练习者8死1伤的报告，伤者为求腾云驾雾的感觉，从二层楼跳了下去，伤者不觉悟，说：“这是我功法不到。”我等待着有一天把这些冤魂公之于众，以警醒无数迷途不知返的人们。
曾有法轮功练习者来我家，我们就隔着防盗门就法轮功是度人还是害人展开辩论。也曾有伪气功师扬言发功置我死地，我说好，他用气功真把我整死或半残，说明他真有功夫，我信他服他，如果他借用非气功整我，正好说明他没功。
1999年2月，报上登载了江总书记的讲话《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文中倡导“学习科技知识要坚持不懈，破除封建迷信，消除各种伪科学反科学现象也要坚持不懈”。这篇文章给我鼓舞。此前我有多次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为什么呢？也许有人会以为我们是天生愿意和伪科学做斗争，其实不然。作为一名科学家，我们不愿把精力花在非专业领域。我自正式介入反对伪科学、伪气功的行列后，就像个破案工作者，要用很大的精力搜集伪科学、伪气功的证据，要占用很多本来可以用于搞科学研究的时间，我也曾想过不干了，但一想到中央对院士的期望，科学家的责任，看到伪科学伪气功的危害，也就在矛盾中一步步走了过来。
哲学教授任继愈任会长的无神论研究会成立几十年了，开年会的时候，我提议，我们这些无神论者要为越来越狂热的法轮功泼泼冷水了，做些调查研究，整理材料，汇报给有关领导，任老同意。于是，我们分头行动搜集法轮功害人的材料。其实害人的事例在我身边就曾发生。
1998年5月，我在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节目中提到我们理论物理研究所里有位博士生因练法轮功导致精神失常的事，对此走火入魔的修炼，我持异议。没想到，我的讲话引起法轮功练习者围攻北京电视台。
1999年4月，我又在天津《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撰文“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结果出现了4月25日法轮功练习者围攻中南海的举动。事实戳穿了法轮功真善忍的面具，他们不是什么松散管理，而是有组织的。这个非法组织的非法举动促使我们加快了向有关部门汇报的脚步。
7月22日，党中央做出了处理法轮功问题的决定，民政部依据有关法律取缔非法组织“法轮大法研究会”。我认为非常及时且得人心，若没此举，不知还有多少人成为“大师”的祭品。
《科学与无神论》已于7月创刊
我这一辈子就是在“争论”中走过来的。老百姓的话最真切朴实，“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邪不压正”。我们的无神论研究会已于今年7月出了创刊号《科学与无神论》。今后，我们将在这块土地上播撒科学的种子，痛击一切与真科学相悖的谬论。
历史上有许多相信神功救国的皇帝，结果都以失败告终。慈禧太后看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表演，于是说“天神降人，相助大清”。但这些“刀枪不入”的神功异能者没能抵住西方的洋枪大炮。一些人无视历史上“神功误国”的教训，仍在鼓吹特异功能是“科学的革命，革命的科学”。清朝哲学家戴震抨击程朱理学是“以理杀人”，现在伪气功的宣传者，神功异能的鼓吹者，比起“以理杀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好在全国人民已经剥下了法轮功的画皮。
《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各种有神学说的最大祸害，就是把人类未来的命运，寄托在虚无缥缈的神仙或救世主身上，而忘记了“全靠自己救自己”这一伟大的真理。
如今“神”在各地仍有广泛的市场。“神”，不仅仅在商店里供奉着“福禄寿”三星、“财神爷”、“关帝爷”，这些仅存在于“封神榜”里的“神”。尤其要关注的是由某些人正在制造出来的新的神，现在还活着的神！正是这种新制造出来的“神””，对信奉者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诱惑力。
所以，各种有“神”的学说，就此泛滥成灾。这也就是我们在前一时期曾经大力揭露的各种伪科学。在许多造“神”者中，有号称是“无神论”者的共产党员，有从事“科学”工作的科技人员。既然这些人都相信灵魂转世，元神出窍，“科学”算命、“科学”看风水等奇谈怪论，那么在中国大地上，“地球要爆炸，人类要毁灭”，要由某位救世主“推迟地球爆炸时间”等等胡言乱语，就成为风靡一时的“最新学说”。所以，“有神论”和“伪科学”其实是一对“双生子”。要揭露“造神”，就必须反对伪科学。
来源 2006-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