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和中国无神论学会于2004年4月22日在北京联合举行了“科技普及与科教兴国” 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国科学院何祚庥院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首席顾问章道义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金涛高级记者、汤寿根编审，中国无神论学会副会长杜继文教授、段启明研究员，中国科普研究所郭正谊研究员、李元研究员、申振钰研究员，新华社文有仁高级记者、徐人仲高级记者，求是杂志社科教编辑部杨如鹏编审，科技日报社赵之编审，人民日报社陈祖甲高级记者，清华大学赵南元教授，光明日报科教部周文斌高级记者，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王友恭编审 ，还有方舟子博士等近40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宣传部等有关领导应邀到会指导。参加会议的新闻媒体有：《求是》杂志、《光明日报》、《科技日报》、《中国新闻出版报》、《科学时报》、《解放日报》、《中华新闻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科普创作通讯》等。
会议收到的文章有：何祚庥的《我们和“反科学主义” 者的根本分歧何在？》，郭正谊的《我们要破除什么样的迷信？》，陶世龙的《浮躁就是浮躁--评科学时报宣传“科学文化界” 的“F4”》，文有仁的《温故而知新--从中外历史上关于科学、传播学的几场争论谈起》，段启明的《荒谬的“科普新见”》，陈祖甲的《逆向思潮在涌动--评析“科学文化人” 的科普理念》，赵南元的《科学普及与反科学传播》，徐人仲的《新闻的党性与科技传播》，方舟子的《从反伪科学走向反科学--当今中国反科学思潮剖析》、《从反科学走向反对反伪科学--中国反科学思潮新动向》，章道义的《透视某些“科普新见” 的背后》，潘云唐的《科学乎？迷信乎？》。
会议由汤寿根、杜继文主持。与会学者就科学普及和科学传播、反科学与反“科学主义” 、科学与迷信，以及新闻的性质与功能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
会议认为，“科教兴国” 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国策。科技普及是科教兴国的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和随后采取的一系列举措，以及2002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为我国科普工作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科普工作的经验和理论，对科学技术普及的内涵、性质、地位、作用，以及领导机构等作了明确的法律界定，确定科技普及是“采取公众易于理解、接受、参与的方式” “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 。广大科教文工作者和大众传媒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开展了传播、推广、普及科学技术的活动，特别是各地的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青少年的校内外科技活动和农民工与下岗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等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我国的科普工作正呈现出逐步发展的态势和繁荣兴旺的趋向。
然而，就在我国科普趋向繁荣的氛围中，出现了一股逆向思潮。几个自称为“科学文化人” 的学人，认为我国的“传统科普”是在“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笼罩下”站在“国家和政府的立场”，以“上对下、官对民、有知对无知”的架势，“居高临下地向公众灌输科学知识”，把科学技术“神圣化”。甚至“科学也常常是迷信的对象”，“科学殿堂这个常用词表明，科学在大众中的形象恰恰是神”，“历史上，迷信行为曾经促进科学的发展”，等等。因此，他们要把科学从神圣的殿堂上拉下来，要加强“科技所造成的负面效应及其危害”的宣传，要站在“公民立场”上以平等待人的“科学传播”或“科学文化”取代“传统科普”。对此，与会学者认为，这是一股歪曲科普，干扰科普大方向的暗流，是不顾事实地 抹黑“传统科普”，以此来达到以所谓的平等的“科学传播”来取代不平等的“传统科普”，从而在实质上取消科技普及的目的。
与会学者认为，科技普及本身包含有传播的涵义，不传播哪能有普及？而科学传播的内容则不一定能为科普所兼容。同一科学领域科学家群体或个人之间的学术交流，不能纳入科普的范畴。因此，鼓吹以“科学传播”替代科技普及，不过是一种空泛、浮躁的表现；何况“科学文化人”把“科学传播”定位为以传播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为主要内容，这不是当前科技普及的主要方向。
与会学者认为，把所谓的“传统科普”说成是“国家和政府的立场”，西方科学界80年代提出的“让公众理解科学”是“科学公同体立场”，而他们所推崇的“科学传播”则是“公民立场”，并把他们对立起来，这不仅不符合我国科普的历史事实，也是对我们国家和政府的性质的严重歪曲。实际上，我国的科普工作，一向是“科学共同体”唱主角，但他们确实是为了国家利益，同时也是为了人民大众，当然也包括争取自身的发展，这三者是统一的，现在也依然如此。这是我国的国情决定的。以此为理由，用“科学传播”来取代“传统科普”，从而变着法的削弱和取消科普，是苍白无力的，也是 行不通的。
与会学者从何谓科普、为谁服务、普及什么、怎样科普和靠谁科普，以及科学与迷信、科学与伪科学、传播与普及等诸多方面，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论述了某些“科学文化人”笔下的“传统科普”是不符合我国科普的历史和现状的。他们或歪曲事实，或以偏概全，或无中生有，先给你扣上一顶帽子再进行攻击，而他们的所谓“科普新见”和理论依据，完全是一些脱离实际、远离群众的闭门造车，和从国外书刊上捡来的一些西方反科学思潮的牙慧。与会学者严肃地指出：科普既要传播科学思想，又要弘扬科学精神；既要培养人们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又要倡导学习和掌握科学方法；既要宣讲科学知识，又要传授实用技术；既要普遍提高公众的科学素质，又要因人制宜地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就业谋生能力，充分发挥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的作用。特别是在现阶段，忽视和排斥实用技术的普及是十分有害的。
与会的科普作家指出，“科学文化人”在提交给国家科技管理部门的一份中国科学技术普及概况的调研报告中提到，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是政府“通过计划体制养活（的）一批产出率不高的职业科普作家”，是“趋向老化、弱化”的职业科普作家群体。这是无中生有的攻击！我国现在还没有一名靠国家养活的职业科普作家。且不说这个群体中有不少老一辈科普作家还在无私奉献、重铸辉煌，而培养年轻的科普作家队伍，也离不开老科普作家的作用。把两者对立起来，否定老科普作家在长年实践中积累、总结出来的经验与理论，实质上也就否定了“继往开来”的中国百年科普史。这样做有利于我国科普创作事业的发展吗？
与会学者指出，把科学算作“迷信的对象”，胡诌“在历史上，迷信曾经起促进科学发展的作用”，是“科学文化人”传播的特色独具的一个主要内容。其实，学界早有规范，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规律的知识体系。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正确认识一切事物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广大公众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理论武器。迷信始终是科学的对头。对每一个人来说，在有生之年是不可能“全知全能”的。然而，人们只有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掌握科学方法、坚持科学精神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客观世界和人生，才不至于滑进不可知论的泥潭，更不会相信神秘主义，投入迷信、邪教的怀抱。
与会学者指出，把揭露和批评多年的伪科学改装为“类科学”是“科学文化人”的新发明。他们声称这样便可以“淡化它的意识形态特征，从而为纯粹学术探讨开辟道路”。揭批伪科学受什么意识形态的影响？推行伪科学是学术问题吗？ 在这种思潮影响下难怪有人要求取消《科普法》中第八条关于“科普工作应当坚持科学精神，反对和抵制伪科学”的规定，叫嚷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该有搞伪科学和反科学的自由”。科普法是在同伪科学斗争的实践中产生的。“科学文化人”的这种言行难道 不是在为伪科学张目吗？。
与会学者认为，必须从本质上划请科学与迷信、科学与伪科学、科学技术本身的功能与人为的应用不当的区别。故意把水搅浑，其结果只能为反科学思潮和形形色色的邪教歪理邪说开路，决不能坐视不理，任其自由泛滥。这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所不应忽视的。
与会学者在研讨时谈到，当前的这场争论，使一些科普作家想起上世纪上半叶中外历史上发生的两场举世瞩目的关于科学的争论。上世纪20年代初，我国的一批有识之士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倡导“科学救国”。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鬼神迷信披上“科学”的外衣招摇过市，如鲁迅先生所言“连科学也带了妖气”；有一些学者贬低、歪曲科学，借批判“科学万能论”来否定科学的普及和传播。鲁迅和丁文江等学者认为“科学万能论”是含糊不清的概念，对推广科学有害无益。丁文江说：“凡是事实都可以用科学方法研究，都可以变做科学”。他们还认为，社会发展、历史的变迁也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在实际工作中确有某些事可能和科学无关，但绝不能用批判“科学万能论”来否定科学对整个社会的巨大作用。这段历史同当代“科学文化人”的言行何其相似乃尔。
与会的新闻学方面的学者在分析了某位“科学文化人”在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谈到的“传播学淡化了新闻学的意识形态功能。过去新闻学被看成是党派的宣传工具，是党的喉舌”等有关新闻的功能和性质的观点后指出：任何意识形态都有鲜明的阶级性，所不同的是，资产阶级的政党和政权回避自己的阶级属性，而无产阶级的政党和政权从不回避自己的阶级属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党性原则，强调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这是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根本原则。用传播学替代新闻学的主张，现在已被我国新闻界大多数人所摒弃，被我国的新闻实践所否定。新闻学在我国不仅没有被“替代”，相反，正在获得新的更大的发展。
让人不能不注意的是，“科学文化人”并非不具备一定的知识。他们的职称、职务和学位表明他们应该有较高的科学和文化素质。然而，仅仅从他们的有关科技普及的种种言论中可以看出其思维之怪异。他们总是青红皂白不辨、鱼目混珠式地偷换概念，搅浑正常的逻辑判断，夸大其词以否定一切，惟我独尊、自以为是的“创新”。这样的思维方式使他们离正常的科学轨道越来越远。今后的路怎么走？应当认真地思考一下。
与会学者最后指出，透视某些“科普新见”的背后，似乎可见一股抵触科学（且不说它是反科学思潮或反“科学主义”）、排斥技术、取消科普的暗流正在少数文人学者的笔下涌动。这在目前，虽然还处于若明若暗、欲言还羞阶段，但却混淆了视听，干扰了科普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为最广大人民群众当前和长远的利益服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的大方向，切莫等闲视之。
（原载五柳村 觉非、水易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