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无神论

      任继愈先生是著作丰硕、有多项重大学术贡献的学者。

      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作为大学教材，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新中国的哲学工作者。多年来一版再版，成为不朽的哲学名著；

      他撰写的研究佛教思想的论文，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重视，后集为《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多年来也一版再版，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奠基之作，也得到了国际佛学研究界的广泛承认；

      他撰写的认定儒家就是儒教的一系列论文，开辟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新时代。随着岁月的推移，如今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和赞同；

      他四次今译《老子》，今译了极其难读的《肇论》等佛教典籍，主持和主编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编、续编）、《中华大典》、《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道藏提要》等多项大规模的古籍整理项目，在整理传统文化典籍的工作中，是用心最勤、出力最多、成效最为卓著的学者；

      他的专业是哲学，后来又由哲学进入宗教学研究。为了弄清哲学和宗教学中的问题，他钻研了中国古代科学。鉴于他研究中国古代科学的成就，曾应邀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中国哲学的主要内容，是儒教哲学。《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之后，他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主编《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等。他发表了数百篇论文，生前出版了近10本文集。在传统文化研究领域，他是哲学、宗教和科学兼通，儒教、佛教、道教兼治的全方位的学者，并且在每一方面，都取得了堪称一流的学术成就。

      他担任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20余年，组织领导了一大批宗教学科研项目；他担任过国务院学科委员会重要的领导职务，指导过哲学、宗教学研究领域许多学科的设置和人才的选拔；他创建了中国宗教学学会、中国无神论学会，担任过中国哲学史及上述学会等多个学会的会长或理事长。他是我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学术研究带头人和领导者。

      二、任继愈先生的学术主张

      任继愈先生是以追求真理为己任、不断进取，一旦接受马克思主义就始终不渝地坚持指导学术研究并卓有成效的学者。

      为了追求真理，青年任继愈选择了哲学工作这个职业。因为在他看来，哲学，是追求真理的事业，是对挽救民族危亡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事业。他起初相信儒学，认为儒学可以使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现实使他看到，是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的危亡，给人民带来了幸福。在历史剧烈转折的年代里，他认真地重新学习，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缺乏译本，他就认真地阅读外文原著。经过几年的艰苦学习和认真思索，他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就是他孜孜追求的真理。从一个信奉儒学的爱国主义者成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于195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学术研究，也开了一个新生面。

      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研究的第一个成果，就是对佛教思想的研究。当学术界不少人还局限于佛教是外来文化的时候，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佛教早已传入中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于是连续写下了被称为“凤毛麟角”的一系列研究佛教思想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说清了以梁启超等为代表的前辈学者未能说清的问题，开辟了中国宗教学的新时代，也使他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研究的第二项成果，是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他不仅率先主张将佛教哲学纳入中国哲学的主流，而且率先主张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将辩证法、特别是军事辩证法的研究，纳入中国哲学研究的领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完全以苏联是非为是非的岁月里，1957年年初，他指出，苏联日丹诺夫关于哲学问题的定义，过分强调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忽略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也未能给唯心主义哲学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他的文章虽然当时受到了学界的激烈批评，包括许多朋友的批评，几乎给他造成一场灾难。但他的主张，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他认为，哲学史是对人类思想总体进程的认识史。而人类思想进程的本质特征，是发展。唯心主义总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是它提出问题，在促进哲学发展的意义上，同样有自己的贡献。在中国哲学研究中，他避免了过重先秦、魏晋的研究态度，给汉、唐哲学以重要的历史地位。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他就组织班子，编写欲成“一家之言”的《中国哲学发展史》。特意加上的“发展”二字，是他对人类思想进程、包括中国古代思想进程的最重要的见解。

      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研究的第三项成果，就是在宗教研究中始终坚持科学的、无神论的思想立场。迄今为止人类的科学研究，虽然研究者由于自己的思想背景和社会存在，难免会带有各种各样的局限和偏见。但是在许多领域，原则上都是应该、也有可能，做到学术中立，以客观的、不带偏见的立场，去反映客观实际，给人们提供确切的、可靠的知识。只有在宗教研究领域，特别是在宗教思想这个作为宗教问题核心的研究领域，研究者往往无法采取中立的立场。要么是站在科学的、无神论的立场，要么是站在唯心主义的、有神论的立场。二者只能居其一。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他明确宣布：“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本质上是一种科学无神论”。因此，他一面在宗教研究中始终坚持科学无神论的立场，一面于文化大革命以后创建了两个学会。一个是宗教学学会，一个是无神论学会，并同时担任两个学会的会长或理事长。不少人不理解，一个学者，怎么能够同时既担任宗教学学会会长，又担任无神论学会理事长。因为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不是任何一种其他的宗教学。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任务，一是客观地研究宗教，一是科学地批判神学，目的在把握宗教的历史和动向，捍卫和宣传科学世界观，服务于科教兴国和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愿意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在研究中，必须坚持科学无神论的立场。否则他的研究，可以是任何一种宗教学，但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学。

      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研究的第四项成果，是他提出了一系列事关中国文化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

      第一，文化大革命中盲目崇拜、思想狂热的教训，使他认识到中国宗教传统的浓厚，封建主义包袱的沉重。他发现，以前人们常说的抵制甚至是反对宗教的儒教，其实本身就是宗教。儒教问题的提出，是他希望人们在清理或者运用传统文化这个资源的时候，能够采取正确的态度，发扬“五四”开创的中国科学和民主的两大新传统，提升整个民族的思想素质的重要学术论断。这个论断，不仅开辟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新时代，也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即中国古代社会，不可能超越历史阶段，在古代就成为“无宗教国”。

      第二，在日益增多的国际文化交往的情况下，他提出了“文化发展的势差规律”。认为不同文化的交往和碰撞，只能是先进的文化影响和替代落后的文化，落后的文化可以作为先进文化的资源和补充，但不可能战胜或者替代先进文化。因而我们的文化政策，也只能去发展和创造新的、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而不是回归或者保守落后的封建文化。这才是我们文化发展的方向。

      第三，马克思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任继愈先生的专业是哲学，哲学一向被认为是精英们的学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多年研究的心得，使他提出了“群体认识”的概念。也就是说，哲学研究、包括一切学术研究的成果，只有被更多的人，被群体所掌握，才能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而学术研究者，也应该尽可能地把自己的成果加以传播，使更多的人们理解和接受。为了这个目的，他主编过专为青少年编写的一大批通俗读物，多次向中小学捐赠相关图书。组织过面向干部的“文津论坛”，邀请著名学者讲演，自己也亲自进行演讲。为学术成果的传播，努力尽着自己的责任。

      第四，在晚年，鉴于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党内高级干部，甚至是权威、泰斗级的学者和科学家，迷信“特异功能”、也就是“超自然力”，真伪不辨，把神学当成科学，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危害的现实，他提出了“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脱愚”的事关中国发展道路的重要论断。

      从一般的意义上说，每一项科学研究的进行，每一件文化和文明的进步，都是人类脱出愚昧的步骤。研究者或发现者首先自己脱愚，然后把结果告诉别人，使别人也脱出愚昧。这是通常的高学历、高智商向低学历或者根本无学历的群众传播知识、使他们脱出愚昧的方式。在那样的时代，虽然圣人也有所不知，有所不能；低贱者也有智慧和聪明之处，但不能根本改变文化水平低的群体总体上愚昧的事实。这样的事实，今天仍然存在。因此，科学普及，知识普及，仍然是面向这个群体的严重的任务。

      随着人类文化和科学的发展，社会分工日益细密，知识的分化也日益严重。所谓专家，就是在自己专门领域懂得很多，而在专业之外懂得很少的人物。他们的智商可能很高，但知识却又很偏。偏而不以为偏，并且自视甚高，以为懂得很多，甚至懂得一切，就可能会以自己的言行误导群众，危害社会。因此，脱愚的任务，就不仅仅是面向普通群众的事业，而是整个民族都需要重新学习的事业。

      人类诞生以来，最大的愚昧事件，就是自己造出一个神，然后向它顶礼膜拜，祈求幸福。如果一个人，自己用泥巴捏一个泥人，然后向它下跪求福，几乎谁都会以为那个人神经不正常。但是如果许多人共同造出一个有形或者无形的偶像，用各种美好的方式和语言告诉您，这个偶像可以给你想要的幸福，那么，许多人就可能因为摆脱苦难、追求幸福的愿望，而信奉这个有形或无形的偶像。

      彻底的、科学的无神论思想，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告诉人们，神，不论什么形式的神，都是不存在的。要获得自己的幸福，只能依靠自己。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又具体地告诉我们追求人类普遍幸福的道路。由于种种原因，有神论观念不是短时期可以消除的。所以从马克思主义创立者开始，到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者，几乎都把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科学世界观，包括宣传无神论，作为党内思想建设、提高民族素质的重要任务。毛泽东主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更是明确指示，要“研究宗教”，要“批判神学”。任继愈先生在宗教研究领域，始终如一地坚持和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普遍原则，创建了中国无神论学会，创建了《科学与无神论》杂志。他撰写的《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脱愚》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展以后，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各大报刊相继转载。其思想影响的深远程度，现在还难以估量。这是一位一生以追求真理为目标的耄耋老人对于我们民族的谆谆告诫，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对于我们民族发展道路深思熟虑之后的肺腑之言。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脱贫”方面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脱愚”方面，还任重道远。我们盼望者，有那么一天，我们国家不仅GDP总量和人均收入居于世界前列，而且思想文化水平也居于世界前列。

      当前，国际、国内有神论在我国境内的传播已经到了令人忧虑的程度，甚至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问题。在这样的时刻，我们重温任继愈先生的“要脱愚”的告诫，不仅感慨良多，而且心情沉重。我们盼望着，这种状况能够有所改变。

      三、任继愈先生的为人

      一位学者，受着社会的供养，他回报社会的，是自己的学术论著。因此，怎样对待学术，是一个学者最重要的公德。

      任继愈先生是位学者，而且是从事最高雅学问的学者。但是，他的心时刻关注着现实的问题，关注着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青少年时代，他追求真理，不是要做世外得道高人，而是为了寻求救国之路。在他看来，与现实无关的学问，不是真学问。同时他也反对那种借“古为今用”之名曲解历史、丧失科学性的学问。科学性与服务于现实的统一，是他追求的目标，并且一直贯穿于他的学术实践之中。他的原则是：作为一个学者，“不能讲话的时候，可以不讲，但决不能乱讲”。“讲出来的话，一定是自己想通的话。”迄今为止，在他的论著中，会有错误，也会有你不喜欢或不同意的主张，但决没有不关现实痛痒的无病呻吟之作，也没有迎合一时潮流的谄媚之文。

      对于任继愈先生来说，学风严谨，资料扎实，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等等，都仅仅是初级学科。他从导师汤用彤先生那里学到并且一直加以坚持、又谆谆教导自己学生的治学原则是：要弄懂中国哲学，就要懂得外国哲学；要懂得哲学，就要懂得历史。这样，看问题才能比较全面，结论才比较可靠。

      学术研究，是探索未知的事业。和一切科学研究一样，要不出错误，是不可能的。发现错误，就及时纠正；找到真理，就要努力坚持，是一个学者公德水平的重要体现。任继愈先生对《老子》哲学的关注，开始于中学时代，持续至逝世之前。他不仅四译《老子》，而且数次纠正对于《老子》哲学的结论。每一次都是对以前结论的否定，同时也是向着新的更加符合实际的目标的进步。

      文化大革命中，轰轰烈烈“批林批孔”的日子，也是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简编》即将出版的日子。这部著作，坚决拒绝以所谓“儒法斗争”为主线去描述中国哲学的历程，因而曾遭受《红旗》杂志几乎是点名的批判。那时候流传着一句话：“被《红旗》杂志批评，就像判刑”。一座名牌大学的哲学系，当时也准备组织对他进行批判。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才使他免除了一场灾难。

      文化大革命中，他作为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没有发表过一句对待宗教问题的“极左”言论。面对当时破坏寺庙、粗暴对待宗教职业者等违背党的宗教政策的言行，他只能抱着深深地忧虑。文化大革命以后，在“有神论有人讲，无神论无人讲”的日子里，他始终如一地坚持着“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思想原则。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重建了无神论学会，并且在“法轮功”包围中南海的危机时刻，他和他的同志们，准确地向党和国家领导机关提供有关信息，为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他研究宗教的科学无神论立场，曾经遭到学界和社会上力量强大的反对，甚至不少学生和亲密同事也因此离他而去，但他坚持着，始终不渝。他提出的“儒教是教说”，在头一个10年的时间里，遭到学界的一致反对，几乎无一人赞成，他坚持着。第二个10年，也只有三五人支持，他依然坚持着。时至今日，理解和赞成儒教是教说的，日益增多。学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的认识，也必然会有一个重大的转变。

      任继愈先生仪态儒雅，为人至诚。在他的身上，继承着我国五千年未曾中断的传统文化所铸就的传统美德，又有着共产党员所具备的高尚品质。他把传统圣贤的清高，转化为新时代的清廉和简朴；把传统道德的忠孝，转化为对民族对人民的忠诚。他常说，一个共产党员，在家里，也应该是共产党员。他对工作尽职尽责，对父母尽心尽力。对兄弟，他亦兄亦父；对子女，他亦亲亦友。对于师长，他尊重而真诚；对于同学和同事，他是最可信赖的朋友；对于学生和晚辈，他是最负责任的老师和长辈。

      他热烈追求真理，坚定持守真理。天风海浪不能撼其志，虚名荣利不足动其心。无论是面对荣利还是面对压力，他都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对于青年，对于人民，他却有着一副火热的心肠。他用自己的能力帮助过许多青年学者找到发挥才能的机会，他用自己的工资津贴资助过许多困难的学生和同事。自己则长期用废纸写稿，翻拆旧信封寄信，为国家，为人民，节省着每一分钱。

      文化大革命中，他挨过批斗，下过干校。他没有沉浸于个人的痛苦，而是研究中医为当地群众治病，从劳动中体会哲学的道理。文化大革命后一个长时期里，他又遭受着来自另一方面的压力和批判。他不去理会那些不公正的非议和误会，而是抓住难得的机会，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学术事业。以一个几近失明的耄耋老人，完成了数倍于常人的工作。他自觉地担当着时代赋予自己的使命，从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和得失。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保持了学者的清白，维护了学术的尊严，坚持了共产党员的原则。

    无论做人还是为学，任继愈先生都是一棵独立支撑的大树，不是随风摇摆的花草；他属于中国学术发展之河的深流，不属于表面飞溅的浪花和光怪陆离的泡沫。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真正的学者。他走过的学术道路，是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道路；他努力的方向，也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方向。作为学生，我们为有这样的导师而自豪。我们也为山东平原县有这样的人物而自豪，为中国有这样的学者而自豪。我们盼望着，有更多的、像任继愈先生这样的学者涌现出来，使我们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较大的贡献。

      作者简介：李申，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本文责编：申振钰

    （《科学与无神论》2012年5月）